作者：苏涛

《琼楼恨》延续了马徐维邦上海时期的创作脉络，成功塑造了封建大家庭令人窒息的气氛。不圆满的爱情、病态的人物关系、人物毁容的母题、替代性的欲望投射，乃至午夜的歌声，无不唤起观众对《夜半歌声》等马徐氏早年创作的记忆。影片一开场，便将观众带进一个典型的马徐维邦式恐怖情境：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缓慢的横移镜头逐渐对准一所阴森可怖的老宅，伴随着画外紧张局促的音乐，画面叠化出老宅的内景，一名女子的身影从前景中一闪而过，惊恐万状地向景深处闪躲，窗外电闪雷鸣，一个黑默默的身影步步紧逼，在强烈的明暗对比中，女子的身体不断被黑影覆盖。导演以简洁有力的剪辑表现女子不断闪躲的情形，她最后退至角落，被一双手紧紧扼住颈部，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接下来，导演用一组叠化镜头展开影片主体部分的叙事，看护林玉琴（王丹凤饰）受邀来到高宅，照顾精神错乱的高宗泽（代表封建父权制的退休官僚，由顾而已出色饰演）。林玉琴一踏入高宅，便察觉出一种诡异的气氛。高宅的仆人神色紧张，对她避之唯恐不及。在万氏兄弟的悉心经营下，影片的布景层次分明、逼真妥帖，大到游廊厅堂、雕梁画栋，小到窗灵帷幔、床塌条案，乃至陈设器具，无不传达出这个没落封建家族颓靡、压抑的气息。与此相应，导演运用景深镜头及横移镜头，展示环境的幽深和封建统治秩序的牢不可破。
林玉琴初到高宅之夜的一场戏，显示了马徐维邦对恐怖/惊悚类型的驾轻就熟。张妈（蓝青饰）在黑暗中擎着一盏油灯，小心翼翼地引领林玉琴进入高小姐闺房的镜头，不由让人想起《夜半歌声》中乳媪（周文珠饰）举着蜡烛，陪同李晓霞（胡萍饰）穿过阴森清冷的厅堂的那场戏，这个细节似乎是在提醒观众注意该片与导演早年的经典作品之间的关联——如果不是向其致敬的话。黑暗中，狂风大作，电闪雷鸣，窗灵哐当作响，窗帘随风飘荡，镜头向右摇过空荡荡的房间，并缓缓推至床前，帷帐后面的女主人公正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画面随即切至黑暗中一双男人的脚，一个如幽灵般徘徊的黑影来到床前，用手触摸林小姐。待神秘的黑影离开后，林小姐才敢探出头向外张望，镜头再次摇过幽暗而清冷的房间，直至画面渐隐。在这个段落中，马徐维邦调动各种视听手段，成功塑造了惊悚的气氛：他出色地运用交叉剪辑，一面表现步履蹒踱的不速之客逐渐靠近，另一面以近景和特写镜头表现女主人公的紧张和恐惧；而画外呼啸的风声，瞬间照亮暗夜的闪电，以及状如行尸的身影，都令人屏气凝神、毛骨悚然。
片中的另外一场戏，同样展示了典型的马徐维邦式惊悚场景：心怀不轨的陈耀堂（洪波饰）在庭院中踱步，他的面部被树枝的阴影所遮挡，呈现出强烈的明暗对比。幽暗的画面基调和阵阵阴风，都预示“鬼魅”即将登场：在逆光拍摄的镜头中，装扮成高小姐鬼魂的林玉琴从后景中走上前，一言不发地步步逼近；反打镜头中，惊慌失措的陈耀堂无意中透露出是他害死了高小姐。从上述几例不难看出，马徐维邦对恐怖/惊悚类型的掌控可谓游刃有余，他出色地运用包括光线、构图、场面调度及音响在内的一系列手段，渲染氛围，推动叙事，深化主题。在塑造个人风格的同时，马徐维邦还从外国电影（尤其是好莱坞恐怖片及德国表现主义电影）中吸取了不少养分，他自己坦承，“我的导演手法颇受了德国片和苏联片的影响，一直颇多和他们的出品所相同的作风”。

值得注意的是，马徐维邦在处理恐怖/惊悚片时，常常把文艺片的类型元素及叙事特征融入其中，以缠绵腓侧、峰回路转的爱情悲剧揭露“时代的创伤”。正如马徐维邦自陈的那样，他的成名作《夜半歌声》“是有时代意识的”，其主题是“鼓动观众的革命情结”，因此“特别强调弱者的愤恨，强者的凶横”；而《秋海棠》则将一个“戏子私通姨太太”的故事，改写为表现“中国青年人在恋爱问题上的命运”的悲剧。在《琼楼恨》中，导演将其擅长的恐怖/惊悚元素与恋爱悲剧相结合，经过他的铺陈，“这个剧本中的文艺气息与恐怖气氛更加浓厚起来”。
通过剧中人物的讲述，导演以闪回的方式揭开了高宅的隐秘，引出了一段残缺的爱情传奇：高家小姐高玲娟（王丹凤饰）与音乐教师方秋帆（顾也鲁饰）相恋，高父听信外甥陈耀堂的谗言，深信方秋帆要谋夺他的家产，对女儿的爱情横加干涉，最终酿成悲剧。从主题的角度讲，《琼楼恨》中主人公反对封建压迫、追求自由平等的观念，与《夜半歌声》等马徐上海阶段的创作一脉相承。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不少“南下影人”在香港时期的创作，都“不厌其烦地讨论中国封建时代的旧问题，像‘五四’新思想带来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反抗父权压制以及阶级门第的观念”。
事实上，“旧长城”出品的影片，如《荡妇心》《一代妖姬》《王氏四侠》（1950,王元龙导演）等，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人物反抗恶势力、追求自由的主题，视之为“进步”亦未尝不可。
人物之间病态的感情，亦打上了鲜明的马徐维邦的烙印。高宗泽对女儿强烈的占有欲，以及他在精神失常后将护士林玉琴误认为女儿，都投射出病态而扭曲的情感，而方秋帆也将林玉琴当作替代性的欲望幻想对象。通过张妈的讲述，观众得知，高宗泽对女儿的宠爱已超过一般意义上的父爱，几乎达到病态的程度：他一直与女儿同居一室，直到女儿16岁才分开就寝。对于女儿和方秋帆的恋情，这名父亲怀有一种无意识的强烈妒意，似乎无法接受女儿被另一个男人占有的事实，他也因此愿意相信外甥的谗言，为日后的悲剧埋下种子。在毒打前来与女儿幽会的方秋帆之后，高宗泽病态的占有欲到达顶点，他歇斯底里地斥责女儿：“你这下贱的东西，你干出不要脸的事情来，你竟瞒着我跟这个流氓暗地里来往！”高玲娟死后，高父陷入精神错乱。为了制造小姐仍然活着的假象，仆人竟然用一个穿着高小姐衣服的假人来充当高小姐——这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表明，导演对人物执迷心理的刻画到了何种深入的程度，无怪乎有批评家指出：“《琼楼恨》无可争辩地表明，马徐维邦感兴趣的是执迷（obsession)的心理，而非影片的主题。”为了延续这种病态的父女关系，管家老张（苏秦饰）请来与高小姐长相颇为相似的看护林玉琴，并请她“扮演”高小姐。
另一名男主角方秋帆与看护林玉琴之间的关系，亦具有强烈的心理意味，体现出病态的欲望关系。方秋帆是受到新思想影响的进步青年，怀有服务社会、教育救国的理想，但他和宋丹萍等马徐维邦影片中的角色一样，难逃遭受封建制度压迫的命运。在与高小姐约会时，方秋帆被高父及陈耀堂毒打，在脸上留下一道永久的伤疤。此处，马徐维邦以鲜明的视觉符号呈现了封建势力对主人公的摧残，而毁容的母题又一次以近乎无意识的方式出现在马徐维邦的作品中——在《夜半歌声》《麻风女》《秋海棠》《毒鳞情鸳》（1958)等片中，人物遭毁容的情节反复出现，透视出导演幽暗而又绝望的内心世界。高小姐死后，方秋帆因痛失爱人而日渐沉沦。林玉琴的出现，不仅唤起他对过往爱情的记忆，而且通过爱恋一个替代性的欲望对象，最终得以摆脱消沉，直面现实。方秋帆与林玉琴初次邂逅的一场戏，将这种扭曲的关系升华到悲剧美的境界。在高小姐忌日当晚，方秋帆犹如鬼魅般出现在恋人的墓前。在一片幽暗的色调中，失魂落魄的方秋帆对着坟墓喃喃自语，诉说着相思之苦。此时，画外忽然传出一阵熟悉的歌声，惊诧不已的男主人公穿过墓园和庭院，循声仰望清冷的“琼楼”，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镜头切至室内，在一个明暗对比强烈的纵深空间中，透过帷慢，镜头缓缓推成方秋帆的近景。正喃喃自语地沉浸于对爱人的怀念之际，他看到了林玉琴，恍惚间如见到爱人重生。在“恐怖”的外表下面，马徐维邦炙热的感情和悲悯的情怀呼之欲出。事实上，这个场景与《夜半歌声》中孙小欧（施超饰）在宋丹萍（金山饰）的授意下与李晓霞幽会的场景何其相似，二者都有着马徐维邦作品中复现的结构性元素：不完满的爱情，毁容的男主人公，替代性的爱人，以及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信息。
通过“扮演”高小姐，林玉琴终于弄清了前者之死的真相，原来高小姐并非自杀，而是被表兄陈耀堂所害。由此，女性也成为破解疑案、推动影片叙事的主要力量。有研究者指出：“马徐维邦电影的男女主角关系，并不绝对以先天上性别差异为依归：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正是马徐维邦所质疑的意识形态”，他相信“女性是救赎男性的主要力量”。这一论断不无洞见。的确，较之林玉琴的正义感、同情心和机智勇敢，片中的男性角色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负面的：或者颅预粗暴（高宗泽）,或者软弱无能（方秋帆）,又或者阴险卑劣（陈耀堂）。正是通过林玉琴的行动，“害了疯病”的高宗泽从幻想中觉醒，失去恋人的方秋帆从消沉中振作起来，而杀死高小姐的凶手亦遭到惩罚。
不过，笔者想指出的是，林玉琴是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现代女性，但导演对片中女性的形塑并不止于此。例如，同样由王丹凤饰演的高玲娟，大体上不脱传统女性的窜臼，即便想逃离封建家庭的樊笼，仍不可避免地沦为父权制的牺牲品。另一个女性角色——女仆惠姑（颜碧君饰）,几乎被刻画成“蛇蝎妇人”的原型：她不仅与陈耀堂私通，充当后者杀害高小姐的帮凶，而且试图害死林玉琴。这个沉默寡言、妒火中烧的女人，时常躲在暗处偷窥林玉琴和陈耀堂。与此相应，在视觉表现上，导演常常将惠姑置于阴影或反差强烈的光影中，以表现她内心的阴险狠毒和欲窒难填。
影片的戏剧冲突在结尾达到高潮，高小姐的死因终于真相大白，两名反派角色在争执中打翻烛火，自身亦殖命火海。象征封建统治秩序的高宅被熊熊大火付之一炬，而一度精神错乱的高老太爷幡然醒悟：“过去我太自私、太顽固，所以造成现在种种不幸的结果……我恨我过去的一切！”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由化为一片焦土的高宅叠化成一片田野的远景，并最终定格为方秋帆与林玉琴伫立在田野的画面。获得高宗泽资助的方秋帆，即将展开他开办桑蚕学校的计划。尽管《琼楼恨》全片笼罩着诡异、幽闭的气氛，但影片的结尾实在不能算悲观，它多多少少透露出时代的信息：腐朽的封建势力终将垮台，新的生活蓝图即将铺展开来，正如剧中方秋帆所说：“过去的事我们不必再提了，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新的开始。”如果联系影片的拍摄时间——1949年中期前后，那么这个结尾无疑是意味深长而又耐人寻味的。不难看出，面对历史的转折，流落香港的“南下影人”对新时代的到来仍报以审慎的乐观。不过，这种乐观的情绪并未持续太久。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受到文化冷战影响的香港电影界日益分化和对立，以马徐维邦为代表的“南下影人”不得不再次面临历史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