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时值建党100周年，时代历史大剧《觉醒年代》应运而生，该剧以北大为历史舞台，讲述了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一大批学者在那个灾难深重的时代苦苦探索文化救国之道的故事。他们均是学贯中西、学究古今的民国大师，且都心怀“文化医国”的宏伟愿景，但他们的救国药方又不尽相同，有的主张沉疴需下猛药、有的主张重病缓治、有的主张缓急并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萧规曹随”的保守派“老中医”

代表人物：辜鸿铭、刘师培、黄侃、林纾等，他们主张中国问题开中国药方，坚守传统文化阵地，拒绝一切文化改革和改良。剧中他们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阵营出现的，他们认为温和的、保守的、稳重的疗法才能救治积贫积弱的中国，贸然激进的改革轻则会导则文化断层，重则甚至可能会亡国灭种，礼仪之邦的长袍马褂会被西洋夷狄的奇装异服所取代、讲了2000多年的文言文会被“粗鄙不文”的白话文所取代、君君臣臣的家国天下会被民主共和的乱臣贼子所取代，这是他们坚守传统文化的理由；另一方面从1840年鸦片战争伊始，无数的西方思潮涌上政治舞台，从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到李鸿章曾国藩的洋务运动，从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到如今的北洋政府，他们看着泱泱中华像一个垂死之人一般被所谓“西药”折磨的死去活来，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发病重，他们有理由怀疑“西药医国”的合理性，这是他们抨击“新文化”的理由；这一正一反让他们坚信只有传统文化才是正确的救国之道。林纾还写下了《荆生》和《妖梦》来影射和回击新文化运动，大力指责陈独秀、胡适等人废弃人伦纲常、诋毁孔孟之道，同时又在《公言报》上发表一篇名为《腐解》的古文，宣称自己将“卫道”至死，他认为今时今日中国之问题于两千年前的孔子无关，白话文也必须在文言文的基础上发展而不能偏废一方。

“全盘西化”的激进派“手术师”

代表人物：胡适、钱玄同等，主要是新文化阵营的人，他们认为剧中所处时代的中国在制度、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上已全面落后于时代、落后于西方，所以主张在全面废弃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全方位引入西方的文化和制度来指导国家社会运行，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兴利除弊之“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如果说早期的胡适还是在文学层面进行温和的改良，那他后期发表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就已经过渡到大刀阔斧“动手术”的阶段了，他甚至在公开场合指出：“美国的月亮要比中国圆”，要求学生要全盘摒弃传统文化教育，接受自由、平等、先进的美式教育，而政治体制方面则应该走他老师杜威的“实验主义”道路，总而言之当今之中国当一切以美国为标杆作为模仿和学习的范本；作为文化手术论的另一个代表，钱玄同则更为彻底，他在北大公开课上指出：“中国要想发展，必须废除汉字”呼吁使用所谓汉字拉丁化的“世界语”，在以他为代表的一批文人的推动下促使国民政府颁布了《国语罗马拼音法式》旨在用拼音来取代汉字。他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在胡适和钱玄同看来旧文学、旧传统已经是制约国家民族发展的心腹大患，面对二千年的沉疴旧疾，唯有以最彻底、最直接的外科手术方能根除，以极端过正的手段才能矫枉，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中体西用”实干派“改革者”

这里的概念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有所区别，“中体”指的是深入中国国体（即人民主体的工农阶级），借以“西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俄国的十月革命）。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旗手。他们认为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以来的民主革命是不彻底的，所以才会导致民主的主权被军阀窃取。他们的文化救国之道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北大教学期间的文化启蒙阶段，这个阶段他们以《新青年》为阵地，高举“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大力推动新文化运动。通过白话文运动帮助文学完成了精英层面到大众层面的转向，通过帮助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觉醒逐步延伸到商人、市民、工人、农民的渐次觉醒，最终通过“五四爱国运动”完成了意识觉醒到救国实践的转变。第二个阶段即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救国实践阶段，也是新民主主义的萌芽阶段，这个阶段的陈独秀、李大钊已经深刻认识到单凭思想启蒙是无法救国的，统治阶级不是屈服于民主的真理，而是妥协于罢工罢学的实际，想要得到真正的民主，只有效仿俄国，通过群众革命夺取政权。他们积极奔走，联俄、联工、联农，将《新青年》由启蒙类书刊转化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沿阵地，陆续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经典解读著作，详细解析了“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和“经济论”，从哲学、政治、经济三个维度阐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即大多数）的先进性在于广泛联结最广大群体的力量，是庶民的革命，也是庶民的胜利！也间接解释了旧民主主义失败的根源问题，即没有广泛的、全面的联合各阶层的广大劳动者，本质上只是精英革命，没有找准“国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