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龙城寨之围城》看社会组织与社区自治
真实的九龙城寨虽然已经在90年代被拆除，但影像中的“九龙城寨”却成为电影从业者们的宠儿。从《黑社会》《功夫》到《十月围城》《追龙》，“九龙城寨”在观众眼中或是成为罪孽孳生的“恶托邦”，或是底层香港生活的港味缩影。
2024年上映的漫改影片《九龙城寨之围城》，虽然顶着暴力美学的名头，但在喊打喊杀之下，却将城寨描绘为一个充满温情的新型社会空间。电影开头，主角陈洛军以难民身份逃至香港。1979年联合国将香港列为难民收容港以来，纷涌而至的难民数量大幅增加。电影虽未指明陈洛军何许人，但从乘船时风高浪急的海域推断，显然不是由罗湖偷渡，而是来自更远的越南。
身为偷渡客，当务之急是要在站稳脚跟的同时，拥有一张合法的身份证，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人”。他借由打地下拳赛的机会，结识了城寨外的黑社会头目“大老板“，大老板收了他的钱，承诺帮他办身份证，陈洛军收到的却是一张“一眼假”的证件。被大老板欺骗的他抓起他以为是现金的一袋白粉就跑，在被大老板手下追杀的过程中，误打误撞，逃入了城寨这个新型空间。
作为非营利组织的城寨治安委员会与龙卷风
大老板手下王九，在发现陈洛军进入城寨以后就停止了追杀，侧面印证“城寨“是一个独立的势力空间，大老板虽然在外呼风唤雨，但是不敢贸然进入城寨，即城寨话事人/治安委员会会长龙卷风的势力范围。镜头切远以后，观众会发现骑着摩托的卷发帅哥信一正在率领小弟们在城寨外围进行类似巡逻的动作，是一种私人维持治安的行为。事实上，信一的身份还是城寨治安委员会副会长，因此电影刻画了很多信一和龙卷风为了维持城寨的和谐秩序作出努力的细节。
信一在发现陈洛军的意图是把从大老板处抢到的白粉在城寨兜售时，摸出蝴蝶刀就打。他接连两次使用“搞事”来形容陈洛军的行为（后来陈洛军挟持龙卷风失败以后，龙卷风也使用了“搞事”一词），意图非常清晰，并不是因为陈洛军作为一个无帮无派的外来新人侵犯了谁的利益，而是为了城寨的秩序，不允许有人在城寨内部公然贩卖毒品。世人皆知城寨是一个“三不管”地带，“三不管”形容的是政府失灵的状况。在城寨以外公然兜售毒品可能会面临法律检控，而在某种程度上的法制真空地带，就需要组织或个人充当强力执法机构。城寨治安委员会便是这样的非营利组织。表面上看，龙卷风的主业是经营理发馆，负责城寨内女客烫头，烧腊店可能也是他的产业，但事实上，作为治安委员会会长维持城寨的治安才是他真正的工作。他替真正的大业主狄秋算账，并代为收取租金交给狄秋，但狄秋并不真正参与城寨内部的日常事务，也不是治安委员会的成员。
城寨内部的社会信任
龙卷风的日常工作包括哪些呢？其一给新来的人生地不熟的年轻人找工作。虽然陈洛军去鱼蛋档燕芬姐和腌猪肉的叉烧佬那里工作是信一介绍的，但是可以理解为信一获得了龙卷风的授权。龙卷风帮陈洛军求职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帮助个体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尝试。作为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黑人”，陈洛军无法通过正式的求职程序获得工作，又急需找到工作来养活自己，因此龙卷风充当了职业介绍所的角色。今时今日，对于身份证和学位证齐全的求职者，用人单位尚且还要做背调，而文化程度不太高的燕芬姐和猪肉佬二话不说就聘请初来乍到的生面孔陈洛军，是基于对治安委员会会长龙卷风的信任。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城寨虽然看起来罪恶孳生，但是城寨居民之间的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 social trust）程度是非常高的。这就是电影中所谓“你帮人，人帮你”的地方。可以推断，在城寨内部，像陈洛军一样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黑人”应该为数不少，但只要能吃苦，想必自食其力也不成问题。陈洛军身无长物，除了打架可以说什么也不会，但很轻松地找到了三四份兼职。虽然对亏了龙卷风的背书，但这里也显示出，城寨内部事实上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灵活用工机会。用电影里“非法行医”的医生“四仔”的话说，城寨里“咩都揾到”。
在王九带着手下杀进城寨大肆搜捕陈洛军的时候，尽管面临高额悬赏，城寨居民不约而同地选择对陈洛军的去向缄口不言。陈洛军做过鱼蛋，腌过猪肉，送过外卖，扛过石油气，最重要的是，他堂而皇之地住在治安委员会会长理发店的阁楼上，居民们怎么可能不认识他？这份基于默契的沉默，也是令人动容的社会信任。
社会组织与公共品供给管理
城寨由于是“三不管”地带，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自然不能与城寨外相比。人口又十分稠密，水电这类关乎居民生计的公共品的供应就成了性命攸关的大事。电影中城寨居民都是提着水桶去公用水喉处打水，水喉的自来水也不是24小时供应，可能每天也就只有几个小时有水。排队的人乖乖守规矩还好，遇到不肯守规矩的人，公众的利益恐怕就会难以保障。电影中一个中年男性不顾排在自己后面还有很多等着打水的人，占据了水龙头洗头洗个不停，龙卷风也得负责出来干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在她关于社区自治的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中，认为社区自治是建立在社会资本和合作机制之上的，通过制定特定的规则和规章制度来实现共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社区自治强调参与、协作以及共同监督，以防止资源过度开发和滥用。
城寨外的大老板和城寨内的龙卷风的行为逻辑是一对很好的对照。大老板是无利不起早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冇着数既嘢，唔使预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因此眼见中英和谈启动，九龙城寨拆迁在即，看上了巨额的补偿款和城寨的控制权。为了入住城寨，明知道会挑起陈年旧事他也毫不在乎。而龙卷风重视的是城寨的稳定和秩序，为了这个目标他不惜倾其所有，放任病情恶化也不去就医，就是担心自己重病的风声一旦走漏，各方势力恐怕会闻风而动，城寨内部的和谐就再也不复存在了。
边缘化的个人在城寨
影片中最触动我的一幕，是一个性工作者之死。九龙城寨作为黑社会势力遍地的区域，当然也有自己的“红灯区”。鱼蛋妹的妈妈染上毒瘾又被毒打，最后横死，尸体竟然悬挂在密密麻麻的电线之间。香港虽然承认性产业合法化，但无论是城寨内还是城寨外，性工作者都是被主流社会价值排斥的群体，她们的性命也无足轻重。 陈洛军冒着危险爬高，将性工作者的尸体搬下来并盖上衣服，这一幕很有“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弄知是谁”的意味，他在那一瞬间也想到了自己。其实，在死者死亡之前，他去妓院送外卖时，已经见到死者被殴打到无力反抗。他向龙卷风委婉抗议，诉说死者生前境遇悲惨，并不忘强调“信一都知道的”，为什么要强调信一也知道，因为信一是治安委员会副会长啊！
一个年轻的生命逝去了，龙卷风也只能无奈地叹息一声，并依照程序打电话给市政。一句“照旧打俾市政”听来让人心惊肉跳。自从担任治安委员会会长以来，像这样的非正常死亡，他处理了多少起才能这样不动声色？好在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看不下去，不约而同地决定殴打杀人凶手，为死者讨回公道，这段近似《不可饶恕》的情节让人解气之余，也体现了非营利组织“平等对待所有成员”的价值。
作为共同体的城寨
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在1887年出版的名著《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提出了"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这一对区隔的概念。他认为共同体是基于亲密关系、相互依存和共享价值观念的社会形态，而社会则以个人的自主性、利益关系和合理性为基础。按照滕尼斯的定义，城寨既是社会，也是共同体。城寨中的各类营业场所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互相需要，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条；而城寨成员也共享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即都为了城寨的稳定秩序而努力。何为城寨一分子？片中的十二少自称庙街Tiger哥头马，日常工作地点是在庙街，庙街距离城寨说远不远，说近但也不近，但信一却认可他也是半个城寨人。给性工作者报仇的群架他会出现，盂兰盆节决战王九他也会到场。
陈洛军在得知狄秋追杀自己的真相后，面对自己名义上的“杀父仇人”龙卷风，果断选择放下仇恨，守护城寨，而不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也显示出他建立身份认同的方式是基于价值观而非血缘。
第一遍看电影时不禁觉得，为了一个陈洛军，死伤那么多人，这一切真的有必要? 第二遍看才发现，包括龙卷风在内的城寨成员看似守护的是陈洛军的安全，实则守护的是城寨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当昏迷的陈洛军躺在推车上被推到城寨广场地带，一直失灵从不现身的政府机构（警察）终于干了一次人事——将他送到医院后又核查了他的身份信息，决定给他一张身份证。这张历经重重艰苦来之不易的身份证只是他作为香港居民的凭证，而他作为城寨居民是没有凭证的，也不需要任何凭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