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洛登1932年出生于美国，童年时父母离异，由外祖父母抚养长大。洛登的妈妈很早就结婚生子，在洛登之前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生下洛登后她和丈夫离了婚，洛登只有周末才能见到她。
洛登说她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周围的人都不会表达感情的环境里。她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将要往何处去。
十六岁时她来到纽约，以做模特、在夜店跳舞谋生。她开始和同伴一起去上表演课，尽管她从未想过要做演员。她在伊利亚·卡赞的《天涯何处觅知音》（Splendor in the Grass，1961）中出演了男主角Bud的妹妹Ginny。1962年，玛丽莲·梦露去世。1964年，洛登在舞台剧《堕落之后》里饰演阿瑟·米勒以梦露为原型创作的角色玛吉。她感到她和这个人物很相近，这是她演过的最好的角色。1966年，洛登和卡赞结婚。
...《旺达》源于洛登在报纸上读到的一则新闻，一个女人因伙同一个男人抢银行而被判二十年监禁，然而她实际上什么也没做，法庭宣判时她甚至感谢了法官。她还是几个孩子的妈妈，却不知为何离开了家，四处漂泊。这个故事在洛登心中酝酿了很多年。
1970年，洛登以极低的成本完成了电影《旺达》的拍摄，制作团队仅有四人。《旺达》没能在院线上映，洛登带着它四处“兜售”和宣传。1972年，洛登和列侬、小野洋子作为同场嘉宾出现在节目The Mike Douglas Show上，她这样介绍旺达：“She’s trying to do the best thing that she can. Life is a mystery to her.”
...1980年9月，洛登在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两年后去世。纪录片《我是旺达》留下了她生前最后的影像。
1980年12月，《电影手册》组织了伊利亚·卡赞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对谈，谈话伊始，杜拉斯就说，她想极力促使《旺达》在法国发行。卡赞说，他会帮助完成这件事情。
卡赞在采访时一再说，他对《旺达》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旺达》完全是属于洛登的作品。影片拍摄时，洛登还在不停地修改剧本，现场的气氛很愉快和放松，洛登和工作人员们相处得很好。
“在我看来，《旺达》是个奇迹。”
“电影里，她把颓废状态演绎得淋漓尽致、登峰造极。我从中看到了无与伦比的光环，如此强烈，如此深刻。”
“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和芭芭拉同是女人。如果是个男人拍了这部电影，我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捍卫它。”——《绿眼睛 杜拉斯与电影》，陆一琛译。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里，娜拉是出于自发的“觉醒”而走出家门。丈夫托瓦尔德·海默病重时，娜拉伪造了她刚病逝的父亲的签名，找人借了一笔钱，好让丈夫去意大利疗养。娜拉对丈夫隐瞒了此事，直到丈夫的下属为了保住职位（海默升职后坚持要辞退他），拿假借据要挟娜拉。海默得知娜拉借债后火冒三丈，娜拉决意出走，不愿再当他的“小云雀”和“百灵鸟”。
与娜拉相较，旺达却是无意识地被驱逐。旺达什么都不在乎，对什么都无所谓。她是被动的、任人和环境摆布的。
...法庭上，旺达的丈夫宣称她邋遢、酗酒，天天闲逛，对孩子们不管不顾、不闻不问。于是，他另找了一个女人，代替旺达帮他照护子女和打理家务，他要求和旺达离婚。旺达顶着满头的卷发棒，摁灭了手头的烟，她对丈夫的说辞毫无异议，同意离婚，孩子们也归丈夫抚养。
旺达过早地成为了母亲，本可以抚育子女，做一个“好老婆”，让丈夫接纳、圈养她，乞食于家庭。但她看上去天性散漫，乐于无拘无束和外出，好奇心驱使着她漫无目的地在外游荡，模特身上的衣裙吸引了她流连的目光。
“旺达是那种，能力不足以应付生活的女人，她不为生活作准备，没受过什么教育，不是特别聪明，出生自那种贫穷的工人阶层，她甚至连工人都做不好。她很早结婚，有了几个孩子，而且她称不上是个好的主妇，甚至也算不上是好母亲。”——洛登自述，《我是旺达》。
同时她又拒绝寄生和依附，男人为她买单，请她吃东西，她就默认和他们上床。丹尼斯先生凶狠地打了她一巴掌，她捂着半边脸，把买完东西剩下的零钱还给他。她渴望认同和鼓励，因此她答应丹尼斯先生跟随他抢劫银行。
阿瑟·佩恩《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1967）主角原型是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著名抢劫犯邦妮和克莱德，邦妮十六岁就结了婚，婚后三年同丈夫分居。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萧条导致了大范围的衰退，邦妮失业以后和克莱德相遇，两人结伴，自此一道犯罪和一路逃逸。
邦妮和克莱德相识于朋友家的厨房。旺达在一家电影院看完电影，发现身上所有的钱都被人偷走，身无分文的她闯入一间酒吧上洗手间，丹尼斯先生正在此行窃。
邦妮和克莱德最后被警方的百余发子弹扫射，惨死在车上，《雌雄大盗》等于还原了这发指的一幕。丹尼斯先生也被现场击毙，旺达又变成独自一人，她将去往何方？
...影片结尾，旺达抗拒地捶打着一个向她求欢的男人，随后逃进树林里，跪倒在地上哭泣。
旺达跟一群人坐成一圈，坐在她右边的男人把一根烟别在旺达的耳后，她不作声地拿掉了。旺达一句话也没说，沉默地吞吃着热狗，吸着烟。
“现在，我一边写着，脑海里一边浮现出芭芭拉·洛登电影的最后一幕：旺达在一个夜总会里，被两个寻欢作乐的男人围着，沉默寡言，接过他们递给她的香烟，把头转向右边，再转向左边。她人虽在但心已不在。在此之前，她曾说过‘我一文不值’。摄影机聚焦到她的脸上，她面无表情，然后画面逐渐虚化。”——安妮·埃尔诺《一个女孩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