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篇小说集《仙症》的后记中，郑执曾以自嘲的口吻谈及这篇作品带给自己的改变——“很多借《仙症》一篇才初识我的朋友，满怀期待地购回我几年前的旧作，阅后大失所望，惊呼‘写出《仙症》的作者竟然还写过这种东西’”。毫无疑问，这篇荣获“匿名作家计划首奖”的小说，不仅是小说家郑执重返严肃文学初心的里程碑，更是他的豹变之作。《仙症》题目中的“仙”与“症”指向的正是小说的核心矛盾。所谓“症”者，王战团疯癫，主人公口吃，共同成为日常生活的不可控因素。因此小说的以“我”向法国女友Jade讲述王战团的奇行起兴，进而牵出自身源于生理缺陷的漫长困境，两个零余者的肝胆相照，使得主人公最终领受命运，完成自渡，获得“不再被万事万物卡住”的信心。“仙”则指向小说中两个家庭的数次求神拜鬼，尝试以超自然力量迫使零余者重归正轨，双方的血泪交锋中，九十年代一个沈阳工人家族的浮沉与创伤最终跃然纸上。以交织着地域气息和集体记忆的系列作品震撼文坛后，“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者们同样面临着创作的二次转向，突破特定的时间与地域，验证自身情感结构的普适性，成为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种冲动当然也蕴藏在电影《刺猬》之中。

一、发疯胜利法：《刺猬》如何改造《仙症》

《刺猬》虽然以小说原作者郑执领衔编剧工作，但是对原文的改造颇多。首先是作为小说主人公之一的王战团，其经历和结局都进行了改造。经历方面，《仙症》中王战团一直声称自己是潜艇兵，实际上经过大姑揭破他是战舰上的信号兵。发疯的原因是特殊时期他在两派之间不愿站队被关了禁闭，退伍后转至飞机厂继续工作，为飞机电焊翅膀时火星入眼，导致二次病发，长期歇病假；而在《刺猬》中向往太平洋的王战团之前在大连码头做搬运工，后来才成为轮船船员，因为举报走私被关入禁闭室，横渡太平洋也没能看上一眼。下船后回到沈阳，再就业成为煤矿矿工。而结局层面，《仙症》中王海洋车祸横死后的第二个月，王战团在精神病院突然离世。《刺猬》中参加王海洋葬礼后的王战团，逃出了精神病院，试图延续自己横渡太平洋的梦想。其次是另一个主人公周正，《仙症》中身为留级生的“我”（周正）跟着半仙赵老师念咒；到了《刺猬》中，周正面对母亲苦劝也拒不配合半仙赵老师，并且设计联手王战团举报赵老师，警察介入铲除封建迷信。《刺猬》中举报迷信活动的桥段，明显能窥见郑执的另一篇小说《他心通》的影子。另外，周正的出场时间和职业在两部作品中也不尽相同，《仙症》中请赵老师为王战团看事儿时，周正的父亲只有16岁，周正尚未出世。而《刺猬》中，镜头中的周正却手持玩具枪率众前往王战团的家；《仙症》并未透露“我”长大后的职业，而《刺猬》则安排身为远洋轮船三副的周正身穿制服携未婚妻重回沈阳。最后改动较多的是妻子Jade，《仙症》中“我”在法国搭讪Jade，“想不到她操起东北口音的中文跟我攀谈，惊觉彼此竟出生在同一座城市，甚至在同一间妇产医院”，惊觉缘分的二人一见钟情；而在《刺猬》中Jade则从黄种人变为一位具有阿根廷血统的混血姑娘，怀有周正孩子的她，邀请周正父亲为孩子起名。与此同时，Jade在《仙症》中见过“我”在沈阳的所有亲族，王战团的妻子，我的大姑还特意摘下佛珠为她带上；而在《刺猬》中大姑最后遁入空门，周正与Jade无法与她分享收获新生命的喜悦。

小说与电影彼此形式、特征有别，它们的转化绝非依照内容将故事可视化那样简单。如何围绕文本巧妙地处理叙事性与视觉性的关系，正是体现编剧与导演功力与意图的核心指标。梳理二者的内容改动不难发见，相对于小说《仙症》的多义性，电影《刺猬》的改编思路乃是删繁就简——削弱时代背景，凸显主角关联，填补叙事空白。而这套组合拳，最终被宣发简化为电影各版海报中的几个关键词句——“发神金，做自己，拒绝内耗，不再被万事万物卡住”。

二、零余者：内耗主体与东亚哀伤

从《孔雀》（2005年）到《立春》（2007年），将镜头对准那些心怀诗意却又游荡在主流生活之外的边缘群体，揭示他们的心灵世界，始终是顾长卫的创作目标。与诸多“新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作一样，《仙症》也是一个交织着个体命运、时代剧变、集体记忆、寓言形态等多种元素的文本复合体。从成片来看，除去母亲阻止周正随王战团下河游泳，哭喊自己已经下岗的绝望一跌，半仙赵老师的两度出场，以及在影片中反复出现，象征着工业景观的孤独的烟囱。《刺猬》实际上极大地简化了时代、地域等标志性质素，以便将视角聚焦于周正与王战团的忘年之交——多亏这位不拘礼仪、宽厚纯真的大姑父的理解与肯定，才使得口吃且自闭的周正依旧能够葆有尊严与幻想，王海鸥结婚时两人高坐烟囱顶端遥送祝福的画面，象征着两个心地柔软的边缘人对未来的美好期望。而对两个被生活包括在外人物在困厄时肝胆相照的细腻刻画，以及周正在成年后以远洋轮船三副身份横渡大洋，继承王战团梦想的桥段，可说是延续了顾长卫发掘并寄情于那些主流生活零余者的创作偏好。

具体到表演层面，葛优精准地把握了王战团在不同时段的微妙情感变化，即便故事中有不少诸如以葱为翅飞跃房顶，放出轮船禁闭室后发狂吟诗，以及与半仙赵老师正面交锋的奇情桥段，他也始终克制地将自身演绎框定在人物的生命逻辑之中，最终树立起王战团“俗世奇人”的独特光彩。有趣的是，《刺猬》的此番取舍成功击中了当下功绩主体（Leistungssubjekt）的两大焦虑：其一是如何在漫长、激烈的竞争中降低精神内耗，其二则是怎样平衡家庭教育中的理性与感情。由此观之，作为教育电影的《刺猬》不啻于对《抓娃娃》的反写——富豪马成钢斥巨资为儿子马继业创造出的“楚门世界”，对周正而言恰是他难以摆脱、必须承受的生活本身。马成钢的“楚门世界”可以因为儿子窥破真相而瞬间消失，周正却必须独自承受缺陷与裂变，然后反哺父母，直到完成渡己、渡人的艰难任务。在他的一路挣扎中，唯一能够为之提供精神支持的，居然只有王战团这个大家眼中的“疯子”。“我是为你好”的压抑与少年找寻主体性的艰辛，赋予了《刺猬》与《抓娃娃》同样哀伤的东亚底色。而故事逻辑对个体领受与自渡的路径依赖，也多少传达出创作者对功绩社会群体心理状态的隐忧。

三、超验路径：历史记忆与性别政治

零余者的动人友情和个体的心灵成长之外，时隐时现的历史记忆与性别政治同样是《刺猬》值得格外关注的部分。无须讳言，书写剧变时代的集体记忆乃是“新东北作家群”投入写作的核心动力，这使得它也弥散于人物形象、场景设置、故事结构之中。周正与王战团的相遇，源自于周正父母在减员增效活动中的自顾不暇。两人之间的关系能够逐步深化，则是由于周正父母下岗后忙于经营小饭馆。两人聚会的废弃烟囱象征着被称为“中国鲁尔”铁西区的往昔荣光，也预示着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型。随着剧情进展，少年周正与父母的矛盾逐步深化，险些造成无可挽回的悲剧。倘若了解“新东北作家群”创作背景和生活经验，我们便不会只从教育方法论层面理解这种冲突，而是能够体察到这种冲突背后的复杂面向——下岗夫妇艰难求生，望子成龙的心态，当时普遍收取的“九千元择校费”造成的经济压力，以及剧变的社会结构带来的压迫感，都可能导致这场亲子冲突逾越临界点。笔者曾撰文指出，该作家群体擅长使用“以现实主义‘跳接’到现代主义的书写方式”，而这种叙事模式所指向的，正是无力改变时势的个体对于现实困境的想象性解决。当我们以这种视角，回看周正的职业选择以及王战团的出走去向，也就能体察到两人姿态背后以当下行动超越往昔苦难，实现自我补偿的心理动机。与此同时，《刺猬》中的零余者均是男性，而以各种手段（拜神、体罚、下药、禁足）试图将之拉回正轨的则是周正母亲和大姑两位女性。如果将王战团与周正视为无辜的受难者，那么强迫他们回到正轨的对立方难免会被贴上加害者的标签。然而我们还需要看到作为变量的周正父亲，周正的跳楼源自于父亲在自家餐馆中当着同学的面对其进行人格羞辱。虽然其后影片呈现了父亲偷偷塞钱和保留周正情诗的桥段，暗示父爱如山，只是表达乏术。但是其系列行为也会导致母亲成为与周正沟通的唯一渠道，进而成为矫正周正的唯一抓手。由此可见，《刺猬》中的零余者与女性的博弈景观，并非指向女性的偏执和狭隘，而是呈现了女性所遭逢的结构性压力——负担了过剩的责任，却又无法逃脱，无处纾解。她们既是社会压力的主要承受者，又是繁复事务的核心经理人。走投无路，最后只好求助于超验性力量。这也许就是《刺猬》中，回到沈阳的周正和Jade发现大姑最终遁入空门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