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一向以诗意的电影镜头和哲学性的话语著称，探讨了很多与人性、终极关怀、宗教信仰有关的话题。他的长片处女作《伊万的童年》虽还未完全形成成熟的风格，但我们也能从中清楚地看到诗意和哲学的影子。在本文中，笔者意图通过塔可夫斯基对各种视听语言的运用来对影片进行关于异化的哲学性分析。
一、象征符号对于异化的表达
人的异化，是主体从自己的活动中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它作为与主体相疏离、相对立的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存在，并且最终成为可以控制人的力量。
《伊万的童年》的大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之一。在战争中，所有人都成为了为战争服务的工具，这正是人之本质与人自身的分离。异化的侵入，使得整个社会的意识变成了一个统一体，这一点在电影《伊万的童年》中表现地极其明显，电影中的小主人公伊万，虽然是个未成年人，但是他上了战场，便也成为了和其他成年战士一样的类似于物的整体性存在，他也只是一个可悲的棋子，作为整体战争系统中的无名的微小环节而消逝在人们的目光中。塔可夫斯基通过许多象征符号将这一点表现了出来。
塔可夫斯基运用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场景作为意象，表面上平平无奇的布景里实际上蕴含了深意。比如，在影片后半部分，伊万在去执行自己的最后一次任务之前，他的梦中出现了沙滩，他和已故的姐姐在其上玩耍，有一辆车子载满了苹果。车子在沙滩上行进的过程中，苹果不断从车上掉落下来，最终整个沙滩都铺满了苹果。这个梦为最终伊万在任务中牺牲埋下了伏笔。苹果本是大自然的果实，是生命力的象征，可在影片里，它们却散落一地，被啃咬腐蚀。这一个镜头，其实就预示着伊万这个年轻的充满活力的生命即将逝去。苹果在这里象征了死亡与厄运，成为了自己的对立面，苹果也经历了异化。还有一个在全片中多次出现的场景：战线的分界河。伊万要去敌国方面侦察情报，就必须渡过这条河。在影片的开头，伊万便是从这条河上带着侦察的机密归来，这条河虽被赋予了不安的色彩，但在开头总还是让人有一种“渡过它就是胜利”的希望。而在影片的中间部分，一首歌曲反复响起，“玛莎，不要渡过那条河”，我们便可以从中看出一丝不详的征兆。最后，我们的主人公伊万为了执行任务，渡过了那条河，便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就此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条河也拥有了特殊的意义，水流本是生命的象征，但在影片中，河流却变成了死亡的预告。我们一开头以为的生命之河、胜利之河，原来是一条冥河，人跨过去，便一去不返。这条河也被异化成了自己的对立面。除此之外，影片中还有很多场景，比如摇曳的白桦林、打水的井、屋顶的风车，象征着不安、象征着生命、象征着死亡的十字架。这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残酷的大背景下，都被赋予了异于自身的意义，都是某种异化的表现。
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种种被异化的场景以及事物，都是在特定环境下被人的自我意识外化后所赋予的异化意义。事物和场景本无意义，是我们人所赋予他们以意义，所以归根到底，异化的终究是我们自身。不仅仅是在这部电影中，其他所有文艺作品中所运用到的意象、象征，甚至是我们当下所流行的各种文化符号，都是我们主体自发地赋予它们以意义，让它们经由我们的自我意识的改造后异化为特定的所指。
二、伊万的异化的视听语言表现
我们在影片中可以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伊万。一个是在现实生活中，伊万在现实的战场上表现出冷漠、无情、暴躁，这些都是完全不属于一个小孩子的特征。他面对敌人绝不屈服，甚至面对自己人也不带任何多余的感情，几句话没说清楚就开始生气暴躁。另一个是在自己的梦境中，伊万表现出了儿童应有的纯真与活泼开朗。他会和姐姐一起在沙滩上嬉戏玩耍，会和妈妈一起去井边打水，和家里人其乐融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喜欢的那种天真浪漫。故事的最后，我们还是必须醒悟过来：梦毕竟不是现实，而现实是残酷的，现实中战火还在继续，人们还在丧命，和平欢快的环境不存在，伊万死在了敌人的绞刑架上。二者加以对比，就更加让人心痛。而在伊万这个小男孩身上，许多人最为心痛的其实都并不单纯是他的死亡，而是一个美好的童年被战争摧残成了这番模样。
在此，我们可以对伊万进行两点分析。
第一，伊万作为一个主体的异化。战场上的伊万是个反人性的怪兽，他随时展现出的是一种自杀式的执行任务的冲动。这是战争给他带来的影响。他见过太多的人被杀害，他缺乏父爱与母爱，也缺少同龄人的关怀与游乐。姐姐和母亲都离他而去。他对战争的种种过激的反应也许是一种对恐惧的逃避，是某种意义上的对现实的逃避。在这种逃避中，他已经不再是他自己，他本身成为了某种异己的他者，自我的生命都变得无关紧要，因为他对生命的掌控都已经被放弃，是战争迫使这种对生命的掌控被放弃。对于伊万来说，他的心理已经变异了，他在战场上对于自己的认识，是所有其他战士之中的一员，作为战士这个整体性概念，而不是伊万这个个人而存在。他是为了最后的胜利而战斗的整体的物之中的一小部分，“他的心理特征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1]。最终，伊万在现实中，融入了这个大的战争系统，成为了整个战争之物的体系之中的一员，变成了一个战争工具，他的主体性异化成了一种外在的力量，甚至可以说，他是被这种外在的力量所操控。
具体到电影中的镜头来说，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可以在这里拿来分析。在电影的末尾，伊万渡过敌我交界河，深入敌方，去执行他的最后一次任务时，电影的主要镜头，并不是从伊万的第一人称视角出发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大量的远景镜头，银幕里的主角是在战争中幽暗而衰败的景象，伊万在景中十分渺小，甚至像是一个配角而存在。这些镜头，虽然在美学上是赏心悦目的，但是在战争的整体异化背景下，却令人毛骨悚然。因为，渺小的伊万在这样宏大又衰败的景中，似乎是被一切所注视着，我们不知道是谁在看他，伊万这个个体，在这里是十分无助、无力而又孤独的存在。这样的一个镜头，其意义可以扩展至整部影片，这宏大的景中所蕴含着的注视着伊万的一切，就是那大他者般的“他者的目光”，这“他者的目光”其实就是战争中将所有战士都异化为物和工具的这个严肃氛围、机器系统。在战争中，没有人，就算是伊万这样的未成年人，能逃脱出“他者的目光”，战士们的行为正是被这个“他者的目光”所塑造出来的。战士们在此目光的注视下失去了自己的主体能动性，他们受战场上的整体机器系统所控制，服从命令，将自己的生命放置一旁不顾，成为整体中的工具。最后，伊万在执行这次任务时牺牲了，他是牺牲在这个目光、这个整体系统中的。
第二，伊万对世界认知的异化。伊万对于外部世界认知的异化主要在电影的梦境和现实的交叉中得到表现，而这种交叉转换又主要是通过照明和布光来营造的。在电影中，现实和伊万的梦境反复交织出现，也许我们可以认为，对于伊万来说，梦境才是现实，而现实是某种意义上的梦。在电影语言中，对观众来说，电影的内容本身就可以被理解为一场两个小时的梦，而银幕就是反映这个梦的镜子。弗洛伊德认为，梦的意义是愿望的实现，而构成梦境的基本材料是身体刺激、白日残余和梦思维。[2]在影片中的伊万，他的梦境和现实也能用这种精神分析的方法来探讨。伊万童年的记忆、创伤场景和愿望构成了“梦思维”的主体。它们深藏于潜意识中，通过“化妆”和“润色”逃脱主体自身的审查机制并与身体刺激、白日经历的残片经过梦的工作变为梦境。[3]
伊万的童年记忆是美好的，这些美好的回忆深深藏在他的潜意识之中，电影中伊万的梦境共出现了三次，这三个梦境都被光影营造地非常温暖而梦幻。例如在沙滩的梦境中，画面里满是温暖的阳光，光源以侧光和逆光为主，表现出了场景的柔和。其中第四个镜头：伊万看着太阳、伊万跑向母亲、母亲看着伊万、伊万喝水，这四个镜头都运用了逆光拍摄，在这些镜头中，人物都被笼罩在柔和的逆光中，呈现出了温暖而梦幻的效果。不仅如此，在对这些梦境的拍摄中，塔可夫斯基常常让人物位于田园沙滩等户外空间、站在景框的黄金分割点或中央，这样的平衡、开放构图表现了生活的安定与美好。这些画面，通过高超的布光和构图手法，都被赋予了一种天堂般梦幻的色彩。但是，白天现实世界的残酷又让伊万渴望逃离，塔可夫斯基在拍摄战争现实场面的镜头中也通过各种布光和构图的手法表现了这一点。例如，那些瞬间闪过的信号弹划过的光影、蜡烛和火炉中跳动的火花的光影、护士脸上明暗交替的光影、战壕上方漏过的光斑、人物在墙壁上的巨大阴影……这些大量的顶光和角光等不稳定的、摇晃的怪异光斑，都营造出了一种战争动荡的氛围。除此之外，现实中的画面大多运用的是封闭或半封闭的构图，这有助于营造一种压抑、黑暗的氛围，例如那些黑漆漆的战壕、已是废墟的家园，还有画面前景中不时出现的支离破碎的物体（枝桠、机翼、十字架等）。[4]上述光影所表现出的现实的残酷，与梦境的美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伊万当然是更加渴望梦境中所显示的美好和温暖，所以一到夜晚，整个人在睡梦中失去防备之时，这些潜意识便涌上心头，作为各种各样的甜美的梦境呈现在伊万的脑海里。我们可以想象，他其实一直都是活在一个个甜美的梦境之中，他在梦中充满感情，是因为他将梦境视作真实；而他在现实中是如此冷漠，因为这是他所努力逃避的地方。“我们是从外部世界来看伊万，就像那些现实主义的场景；真相是，对这个孩子来说，这世界整个就是场幻梦。”[5]在此，伊万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也发生了异化，现实被异化成了虚幻，而梦却变成了现实。
三、战争与和平的不同的表现手法的异化
与梦境和现实的交叉相类似，塔可夫斯基在战争状态与和平状态的交叉中所使用的影像手法也表现出一种异化的色彩。
在《伊万的童年》中，塔可夫斯基并没有直接地把镜头瞄准在残酷的战争交火中，也没有大篇幅描述战后的景象，他着重描写的是两场战役中间的故事，为战役留下了空白的间隙。这种手法，能让我们的想象力发挥更大做作用。特别是，主人公伊万所担任的是侦察兵的角色，他要做的是尽力保持寂静，避免被敌方发现自己的存在。这样，我们在电影中所看到的战争就更加寂静了。而战争结束后，电影镜头给到爆发的庆祝声、欢呼声，这些却恰恰是象征着和平。“这死寂，就是战争……就在那瞬间，这死寂爆发：尖叫、怒号，就是平静。”[6]战争时平静，而和平却是怒号，这种逆转的表现方式，正表现了一种异化的色彩。
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在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蕴含在其视听语言中的哲学思想总能引发人们的反复讨论。笔者这本文中运用异化理论对影片进行了解读，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对于《伊万的童年》，可分析的地方远不止于此，我们在观看影片时，还应当关注塔可夫斯基是如何运用视听语言来表现对战争的反思、对人性的探索。
参考文献：
[1]（匈）卢卡奇著；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2]《电影批评》戴锦华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
[3]袁晚晴.诗与梦的交汇——塔尔科夫斯基《伊万的童年》[J].电影评介,2010,(12): 51-52
[4]程颖婷.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的视听语言研究[D]. 江苏:扬州大学,2015. DOI:10.7666/d.Y2908933.
[6]《萨特谈<伊万的童年>》萨特著.文学,2006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