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的《摩托日记》因为他本人的传奇色彩已经带上了很强的旅行文学性质，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共产世界、青年文化以及一些思潮运动的渲染。短短两个小时，想要浓缩一场长达10000公里的旅行的本不容易，还要将格瓦拉本质的改变从镜头语言中体现出来，若不加上戏剧性的渲染，自然是极难实现的。
本片从叙事结构来看不含宏大叙事观，也不含xx主义，xx运动的色彩，那时候还没有出现嬉皮士。抛开切格瓦拉，假如一个不认识他的人，看这部电影的观感也会十分明显：两个迷茫青年想要疯狂地踏上旅行 - 旅行途中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事 - 旅行途中认识各种各样的人 - 主角追求答案从自我角度转向受苦受难的人民。
简单的叙事，没有太强的英雄主义渲染（除了最后游泳），把一个二十世纪影响力极大的人渲染得相对到位。看完这部电影，或许没有人会想到格瓦拉最后开始进入丛林开启共产主义革命。电影的外包装是青年旅行、追寻答案一类的故事，这与嬉皮士之后的青年旅行又有些许不同。切格瓦拉是自上而下地去追寻答案，最后的答案是放弃既得利益阶级的利益，转而跟无产阶级站在一起。这场旅行，真正地改变与塑造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首先，从旅行的角度来看，一场旅行能轰轰烈烈地塑造一个人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总在英雄叙事中听说某某人因为特定时期的旅行，路上收获了信念，这个人的一生为了该信念奋斗，最后成为了一项事业、一种信念的“英雄”。本片的叙事是典型的该叙事逻辑。这样的人往往是动荡年代的上层人士，是那种既能登上庙堂之高、却选择身处江湖之远的人， 也是那种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的人。在如今的时代，旅行已经达不到如此高度，更多人只能类似前一部分的叙事：大学生的gap year，去疯狂一把，寻找自己的人生。
其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主角格瓦拉的这段人生经历无疑塑造了他今后的价值观。格瓦拉出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贵族，父亲和母亲都是殖民者统治阶级在阿根廷的后代，自己是医学研究生，不折不扣的精英主义家庭。加之，彼时的阿根廷依旧是南美国家乃至世界上不错的存在。影片中除了诙谐的旅途故事，格瓦拉还遇见了流浪的智利共产党夫妻，被殖民者打垮的印加人以及教会救济的麻风病村等等地方。他还见到了利马与马丘比丘的对比，邮轮与拖尾小船的对比，麻风村两岸的对比。
通常来说一个本应“何不食肉糜”的阶级，看到人间疾苦有大概率有两种反应：一是根本不想接触，想立马回到自己的生活圈中；二是产生共情，愿意与其共处并帮助他们改善环境。这两种反应的形成既有后天教育因素，或许也有DNA里所带的先天因素。自古以来不少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大都是因为后者。比如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在成道前也有出四门遇生、老、病、死等人间疾苦，最终选择出家。
抛开圣人、英雄的叙事观和价值观，青年切格瓦拉或许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共情能力极强。
1967年，美国人在玻利维亚抓住了格瓦拉，关于他被处死的传说流传于二十世纪的世界各地的青年文化群体中，有人说他死后眼睛突然睁开，也有人说他临死的那副画面就是基督受难图。事实上格瓦拉与卡斯特罗在古巴导弹危机后的对苏关系上不合，便出走古巴前往刚果（金）开展革命事业，然而刚果（金）的土壤对他并不友好，于是又转向玻利维亚，在玻利维亚则是遇到革命理念不同的同志，最终被政府军围剿抓住。
共产事业并非一个人的事，政治也并非只是贯彻一种信念。在古巴的成功，离不开卡斯特罗，但不是处处都有卡斯特罗。真实中格瓦拉的死本身是政治事件，后来经过思潮文化的演绎而变得极具浪漫主义色彩，正式人物的青年故事自然也脱离不了英雄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先天自带的色彩毫无疑问给片子加了不少分。
影片中最后格瓦拉的旅伴阿尔伯特也是真实人物，最后去了古巴做医生，古巴的医疗服务在一众的拉美国家种算是十分前沿水平。阿尔伯特并不像老友那般拥有传奇的色彩，最终在2011年去世。两人的旅行结束时，格瓦拉乘飞机离开，他应该有了自己的答案，两人就此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两，或许都因为这场旅行而产生了改变。
一场旅行能改变什么人呢？其实我认为人们很难从这部影片去断定共产主义战士格瓦拉因为这场骑行才诞生，影片也十分克制地去表达这个观点。但没办法，传记类影片本身已经先入为主，或许这场旅行是青年人埋下种子的一次开端。
一场旅行真正改变的是那些真正在寻找答案的人。这种改变并非骤然的，甚至短期的力度也不大，它只能种下一颗种子，静静地等待时代、社会、个体或者某种特定环境使其发芽。当然前提是针对那些真正寻找答案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