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一》（2000）这部电影。作为杨德昌执导的最后一部长片作品，《一一》获得了众多国际影展的认可，也是许多人心目中排名第一的华语电影。相较而言，《海滩的一天》（1983）作为杨德昌执导的第一部剧情长片，知名度没有前者那么高。

为什么会把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探讨呢？把一位导演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剧情长片放在一起比较，借此考察导演在电影生涯中经历的变与不变，似乎有一些天然的合理性，不过原因不仅于此。我并非专业的影评人，因此无法从拍摄手法和电影史的角度分析这两部作品。本篇影评更多是对于两部作品精神内核的感受与比较。

（剧透警告）首先，我想简单概括一下这两部电影的剧情，熟悉两部电影的朋友可以跳过：

1. 《海滩的一天》（1983）全长166分钟。钢琴家谭蔚青受邀回国演出，曾经的友人佳莉来电，两人在台北的一间咖啡厅重逢。佳莉的哥哥佳森是蔚青大学时期的恋人。大学毕业后，佳森听从父亲的安排回到老家，与另一位女性结婚，继承家中的诊所。蔚青也离开了台北，远赴欧洲留学，从此断了联络。几年后，佳莉大学毕业，回到老家。她不愿听从父亲安排的婚事，于是离家返回台北，与大学时期的恋人德伟组建了家庭，两人同时在外工作。后来，德伟受邀加入朋友的公司，事业有了起色，每天在繁忙的工作和应酬中度过，佳莉则留在家中打理家事。然而，德伟事业成功的同时，两人的隔阂也逐渐增大。德伟工作上的事，佳莉无从得知；而佳莉的心情，德伟也难以理解。佳莉对德伟的信任，也因某次撞见德伟出轨的场景而破碎了。有一天，佳莉收到了警察的通知，疑似是德伟的人投海自杀了。德伟的好友兼上司也赶到了现场，告诉佳莉德伟卷走公款的消息，怀疑他已逃往海外。在海滩边，佳莉回忆着自己和德伟的相处，与哥哥的对话，以及原生家庭的记忆。带着某种结论，佳莉离开了海滩，而死者的身份自始至终都未被揭晓。

2. 《一一》（2000）全长174分钟。故事从三个人的视角展开：父亲简南峻（NJ），大女儿婷婷（16岁），和小儿子洋洋（8岁）。故事开始于NJ妻子敏敏的弟弟（阿弟）的婚礼。阿弟与女友小燕奉子成婚，他曾经的情人在婚礼上大吵大闹。婚礼当天晚上，敏敏和阿弟的母亲（NJ的岳母）被人发现因脑溢血倒在了倒垃圾的路上，此后一直昏迷不醒。奶奶昏迷后，家里人决定每天和奶奶说些话，帮助奶奶恢复意识。小儿子洋洋似乎不愿和奶奶说话。阿弟简单讲了几句后也不再多言。敏敏坚持了一段时间后突然情绪崩溃，认为自己每天讲的东西都是重复的，之后在朋友的建议下选择去山上寺庙休养。大女儿婷婷始终觉得是自己忘扔垃圾导致奶奶倒下，希望奶奶可以早日醒来，祈求奶奶的原谅。

NJ是一位电脑公司的中层管理者。身边的同事急功近利，对踏实而有创见的日本合作伙伴态度暧昧，最后选择与另一个大老板签约，靠盗版赚快钱，最终落得一场空。NJ不喜欢这样的工作环境，却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只能消极怠工。此前，NJ在阿弟的婚礼上偶遇了曾经的情人阿瑞。妻子上山休养之后，NJ借工作之便前往日本和阿瑞见面。两人聊了许多过去的事情，也提到了当时促使两人分开的核心矛盾。然而，几天的相处并没有让两人重新擦出火花。NJ回到家中，之后岳母离世，妻子敏敏也从山上的寺庙回到了家中。

婷婷是一个高中女生。奶奶昏迷的日子里，婷婷目睹了朋友兼邻居莉莉的恋爱与分手，还有莉莉撞见莉莉的母亲和莉莉的英语老师私通的场景。莉莉的男友胖子在分手后与婷婷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但又很快分开。分开后，婷婷又在公寓楼下遇到了前来寻找莉莉的胖子，婷婷试图让他不要在意分手的事，胖子情绪激动，认为她根本什么都不懂。最后一次听到胖子的消息是在新闻上，胖子在公寓楼下杀死了莉莉的英语老师。电影最后，婷婷在梦中见到了醒来的奶奶，奶奶似乎已经原谅了她，而她也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发生的各种事情身心俱疲。醒来后，家中来了两位医护人员，奶奶已经离开了人世。

洋洋是一个小学男生，在学校经常被女同学欺负，老师也总是误解他。NJ为了让他放松心情，教他使用家里的相机。洋洋就此开始拍摄各种奇怪的照片：天花板的角落、人的后脑勺，乍一看都不知所云。有一天，阿弟偶然看到这些照片，问洋洋为什么拍这些，洋洋说：“你看不到啊，所以我拍给你看啊”。电影最后，洋洋在奶奶的葬礼上讲了一段自己写的话，影片结束。

以上的剧情简介中，我尽量避免加入自己的个人见解。不过对于重要情节的选择性概括总是有主观因素在的。虽然两部电影时长类似，但是剧情简介的长度显然区别很大，这也是两部电影的叙事方式决定的。《海滩的一天》虽然也不乏亲人朋友的视角，但总体上是从一位女性主人公的视角展开。《一一》则是从三个不同年龄层的视角展开，于是只能每个视角各概括一段。即便如此，剧情简介也不可能传达电影本身的丰富意涵。对于《海滩的一天》而言，简介里的剧情是线性的，但电影中却有许多的时空交错。对于《一一》而言，三个视角只在简介中存在，电影本身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

回到开始的问题，为何要把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比较呢？首先，两部电影都围绕着一个家庭展开叙事。这个家庭并非只是由夫妻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而是由三代人以及与之相关的亲戚组成的“延伸家庭”（extended family）。电影的故事在家庭成员与彼此以及家庭外人物的接触和交流中展开。家庭外的关联人物可以是曾经的恋人，办公室的朋友，班上的同学等等。这些人物在两部电影中都有很多呈现。

其次，两部电影的故事都发生在台北。《海滩的一天》将一部分回忆情节放在了佳莉的老家，关于德伟和佳莉的故事则全部在台北展开。《一一》没有出现类似“老家”的地方，所有人物均在台北或海外生活。作为现代社会中的特殊象征，大都会往往与一种特定的生活状态相关联。想起“北上广”，人们脑海中常会浮现诸如“北漂”，“打工”，“喧嚣”，“忙碌”等字眼。其他著名的大都会地区，如东京、台北、纽约，虽然特质和历史背景各有不同，但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中都占据着特殊地位，也往往因为一些共通点而产生跨文化的共鸣。如果用笔者比较熟悉的东亚社会举例，同样是经历过经济短期内快速增长、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城市面貌快速更新的东亚大都会，如东京、台北、北上广深，身处其中的人所感受到的生活状态也往往有相通之处。

另外，两部电影有着类似的时间跨度。这一点可能有读者会提出异议，因为《海滩的一天》从人物的青年时期讲到中年，而《一一》的全部故事都是发生在从奶奶昏迷到奶奶去世的这段不长的时间里，而且不涉及任何回忆画面。如果说《海滩的一天》是过去时，那《一一》就是现在时。然而，我所指的时间跨度是不同世代之间的转换。这样的转换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比如佳莉的青年和中年，也可以在不同人身上发生，比如8岁的洋洋，16岁的婷婷，和中年的NJ。从这一角度看，两部电影讲的都是跨越半生的故事。

综上所述，两部电影都是关于一个家庭及其关联者在台北跨越世代的生命体验，只不过两者相隔了十七年。人物、空间、和时间上的相似性，让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考察杨德昌的电影语言所经历的变化。十七年间，杨德昌在变，观众在变，台北也在变。如果你与我一样，在2025年回想17年前的2008年，大概也会惊叹于其间发生的变化。

先说说台北（以下内容取自网络，如有错误欢迎指出）：1983年台湾放宽进出口与投资限制；1984年政府启动“十四项建设”，加大公共投资；1987年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令，同年放宽外汇管制，大量热钱涌入，房地产大幅升值，全民炒股；1980年代末成为“亚洲四小龙”；1990年，政府加大监管力度，台湾股市崩盘，房地产下跌；90年代经济增速整体放缓，楼市低迷，97年经历亚洲金融风暴，与此同时又面对着大陆等地区的激烈竞争。短短17年间，台湾经济经历了从极速增长到泡沫破裂的全过程。以上短短一段话，也意味着无数人从此改变的一生。

《海滩的一天》放映于1983年，此时的台北已然经历了70年代的两轮房地产升值与通货膨胀。虽然政府试图掌控这一进程，然而之后的事情显然说明了经济扩张的强烈冲动。电影中，朋友拉德伟入伙的公司头几年显然处在扩张的阶段，德伟和佳莉二人也成功在台北拥有了一个体面的家，过上了丰裕的物质生活。不过，影片最后，这位朋友在海滩边和佳莉的对话似乎暗示，近几年生意没有一开始那么好做，而这也是他眼中德伟消失的原因之一。虽然电影中的时间线并不一定与现实一一对应，但这似乎也对应了现实中80年代初政府增强金融管制后，随之而来的房价下跌和投资疲软。无论最后几年的生意如何，德伟依旧还是从一个大学刚毕业的穷小伙儿变成了西装革履，开奔驰，住大房子的都市人。而那个当初强力干预儿女（佳莉佳森）婚事的父亲，也因为近几年诊所生意被边上新建的大医院抢走而倍感落寞，郁郁而终。父亲的失败和德伟的成功似乎都源于时代的变化，而德伟与佳莉的隔阂，以及德伟最后的消失，似乎又源于时代变化给家庭、个人以及两性关系留下的难题。德伟的自我迷失在高歌猛进的事业，丰裕的物质生活，和日渐疏离的家庭中，而哥哥佳森的自我又始终受限于父亲的强权，过着安排好的人生，最后与诊所一起“被时间所遗忘”（佳森语）。

2000年放映的《一一》则讲述了一个在台北的中产家庭的故事。影片重在描绘家庭成员当下的生活状态，而非追溯其如何来到台北并成为中产家庭的过程。NJ和妻子都被忙碌无趣的工作日常所困。NJ身边的同事急功近利，却发现生意还是不好做。剧中的所有中年人都囿于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乏善可陈的日常中，而剧中的青年人又似乎是站在成年世界的入口处，初次面对复杂的人际情感，以及与自身想法相悖的世界。站在生命的终点前，奶奶没有任何台词，沉默地离开了人世。洋洋则以初来人间的纯真，通过摄影和奶奶葬礼上的讲话，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婆婆，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吗？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我想，这样一定天天都很好玩。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发现你到底去了哪里，到时候，我可不可以和大家讲，叫大家一起过来看你呢？

如果说《海滩的一天》讲述的是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自我的迷失，那《一一》讲述的就是繁华散尽之后难以突破的日常。这与台湾社会十七年间的变化显然是有对照之处的。

对于1983年出现在荧幕上的佳莉而言，生活给她的课题是如何相信自己，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作出相应的选择。这一点可以从佳莉和哥哥佳森一前一后的两次对话中看出来：

佳莉决定离家出走前，和已经成家的哥哥佳森有过一段对话。佳莉问佳森：“你快乐吗？” 佳森回答：“你先告诉我，什么叫做快乐？你已经大学毕业，你应该知道，快乐是什么。” 佳莉没有回答，在一个雨夜选择了离家出走，独自前往台北。电影接近尾声时，佳莉回到老家，参加父亲的葬礼，再次和佳森对话。佳莉觉得自己如果给德伟足够的信任，两人的关系应该就不会走到今天的地步了。佳森问：“你相信德伟吗？” 佳莉不答。佳森说：“也许，我这一生当中，所学到的最好的教训，就是这个。我这一辈子，一切都靠自己，可是，我却盲目地去相信了一个人。不要太盲目地去相信任何一个人。佳莉，当初我就是太信任了爸爸，你看我现在，随着他，随着这一切，都被时间所遗忘了。如果你离开家那天晚上的事，是发生在现在，我还是一样地会跟你讲同样的话。也许，我所说的那些话，是给了你那种，鼓励你离开家的那种暗示。可是，我最主要的意图，是希望你能够完全地信赖自己，和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一个选择。我可以猜到，你现在面临的，还是同样的问题。”

电影的最后，佳莉和蔚青道别，蔚青目送佳莉走远。在蔚青的内心独白中，海滩上的死者到底是谁已不再重要，眼前的佳莉正迎着阳光向远处走去。在这个关于自我的课题中，佳莉似乎终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并迈向了新的生活。

对于2000年出现在荧幕上的敏敏，阿弟，NJ等中年人而言，生活给ta们的课题则是如何面对乏善可陈的生活日常，臃肿功利的人际关系，以及理想现实的巨大矛盾。敏敏选择上山禅修，阿弟差点死于瓦斯中毒，NJ选择去日本和曾经的恋人过一段以前的日子。就结论而言，三人都没有逃出自己的生活。敏敏在奶奶去世时从山上回到了家。NJ没有选择和曾经的恋人一起离开。阿弟侥幸保命之后还是继续着之前的生活。敏敏觉得，山上的僧人每天和自己讲同样的话，似乎和自己当时对病榻上的母亲讲同样的话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角色对调了而已。NJ也向妻子坦白，“你不在的时候，我有机会去过了一段年轻时候的日子。本来以为说，我再活一次的话，也许会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还是差不多，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突然觉得，再活一次的话，好像，真的没有那个必要。真的没那个必要。”

对于影片中的青年一代（婷婷、莉莉、胖子）而言，生活给ta们的课题是如何面对与自己所想不一样的现实世界。婷婷心怀对奶奶的内疚，同时又被卷入朋友之间的恋情和悲剧，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一切。莉莉撞见自己母亲和英语老师的幽会，对此感到厌恶却又无可奈何。胖子无法放下对莉莉的感情，又误以为英语老师和莉莉有了不正当关系，最终酿下悲剧（值得一提的是，少年犯罪这一题材及其社会意义，在杨德昌的另一部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也有很多呈现）。站在成年世界的入口处，三人都感受到了许多的事与愿违。从这个角度看，荧幕上的青年一代和中年一代面对的是类似的处境。“青春期”和“中年危机”之间的差距，似乎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就结论而言，《一一》显然没有像《海滩的一天》那样，让剧中角色得出一个正面的结论。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结论”并不是指对于电影中所展现的困境的直接解答。实际上，《海滩的一天》也仅是通过镜头语言和人物独白，暗示佳莉内心似乎得出了某种正面结论，获得了“成长”，但这个结论具体是什么，到底“成长”在了哪里，我们无从得知，只知道佳莉“成长”了。正如影片中一直强调的那样，这个结论是由佳莉自己得出的，没有人可以直接告诉她。这一点对于观众来说也是一样的。相较而言，《一一》并没有暗示剧中人物像佳莉那样获得了某种“成长”。青年人面对了残酷的现实，留下对世界的不解。成年人试图挣脱生活的束缚，但也无功而返，觉得“还是差不多，没有什么不同。”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剧中人物没有获得“成长”，没有产生“改变”，因此影片也就没有给出“正面的结论”。

以上论述的核心假设是，如果影片中呈现了一个困境，那么走出困境就意味着成长，于是也就得到了正面的结论。如果没有对困境的超越，那么影片本身也就只是描绘了一种无法挣脱的处境，那结论自然是负面的。然而，大家并不是只为了一个结论来看一部电影的，所谓正面-负面的二分法，也远远无法概括电影本身的丰富意涵。我认为，《一一》之所以被很多人喜欢，正是因为它所描绘的生命处境，可以让各个年龄层的观众产生共鸣，并且，它没有试图把一个结论塞给观众。在这个意义上，导演试图传达的东西，已经由佳森在17年前的荧幕上讲出来了：

“我最主要的意图，是希望你能够完全地信赖自己，和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一个选择。”

这一点在2000年的荧幕上再次由NJ之口说出：

“人啊，是不可能让另外一个人，去教他怎么活下去，怎么过日子，那是很悲哀的。”

在这两部电影中，杨德昌始终对于每个人的人生选择抱以最大的尊重，无论这一选择的结果如何。佳森听从父亲的安排，没有走上自己想要的那条路。佳莉选择离家出走，但也没有因此走上自己想要的道路。影片最后，佳莉向着阳光走去，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她今后的道路就一定是自己想要的。从这个角度看，《海滩的一天》并不一定就给出了“正面的结论”。同理，NJ觉得再活一次没有必要，似乎也不一定就是“负面的结论”。他依然面对着相同的日常，但是这不意味着他没有任何改变。在东京，他确实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段在东京的时间绝不是徒劳的。当NJ和敏敏回到自己的生活中时，一定有什么发生了改变，这也会影响他们今后的道路，即使ta们所面对的现实本身并无多大不同。对于佳莉、敏敏、和NJ来说，今后的ta们依然会面对许多困境，也同样会拥有一些美好的生活片段。无论结局如何，这条道路最终都是ta们自己走出来的。

何况，真正的结局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生命的终点是死亡。佳森选择了相信自己的父亲，落得如他所说和父亲、诊所一起“被时间所遗忘”的下场，最后因肝癌离世。然而，佳森的人生就一定是“负面”的吗？影片的最后，佳莉和蔚青说，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佳森曾从昏迷中短暂醒来。画面随后转到病榻上的佳森，伴随着他的独白：

“我想，这一定是下午两点多的阳光吧。它让我不觉得这是冬天，反而像极了阳光普照的春天。我好像听到鸟叫的声音。世界似乎又在我身边苏醒过来。我渴望再重新认识我周围的一切。这是多么强烈的矛盾啊，周围一切冰冷，而我的心脏却仍然这么热烈地跳动着。到底是哪一种无形的力量，让它在这冰冷的世界里，还这么卖力地工作着。不过，我已经够幸福了，不是吗？能拥有这么渺小的生命这么久，已经是值得庆幸的奇迹了。”

在结局到来之前，每个人走出什么样的道路，都由自己决定。从1983年到2000年，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还是在自己作出选择，这也是两部电影一以贯之的核心命题。相较于《一一》而言，《海滩的一天》似乎蕴含着更多导演本人的强烈意志，无论是大段的内心独白，抑或影片最后试图强调的“积极结论”和“人物成长”。相较而言，《一一》更加内敛，全部意涵都只通过对话和画面呈现，没有了大段的内心独白，结尾也没有暗示任何“积极的结论”。十七年后，杨德昌似乎变成了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像洋洋一样，拿起相机，静静地看着周围人的世界。然而，观察者并不是冷酷的，更不是俯视众生的。正如洋洋所说，“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 抱着对每个人人生选择的最大尊重，导演试图通过自己的镜头搭建起一座桥梁，让我们从不一样的角度看见彼此，让每个人的生命得以在彼此的观照中延长，在此基础上，作出各自的选择。这样或许比一个人孤独地作出选择，要好受一些。

在对20世纪人类经历的战争和苦难的反思中，汉娜·阿伦特曾说：“We humanize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world and in ourselves only by speaking of it, and in the course of speaking of it we learn to be human” “我们只有通过言说发生在世界上的，以及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才能赋予它们人性化的理解，而在言说的过程中，我们也学会了成为人类”(Arendt 1968, 25). 电影就是这样一种言说的方式。它把剧里的人物联系起来，又把剧里和剧外联系起来，最终把剧外的人物也互相联系起来。于是，电影创造了属于它和观众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互相参照，紧密相连。现实世界创造了电影，而电影又反过来塑造了我们眼中的现实世界。在《一一》中，杨德昌借胖子之口说：“电影发明后，人类的生命至少了延长了三倍。” 或许，一个好的电影不仅会让生命延长三倍，也会让我们身处的世界扩大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