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的《戏台》，让人想起《霸王别姬》，也止步于《霸王别姬》。
两部作品都围绕“戏班”展开，也都讲述了“京戏”在权力之下的屈辱与挣扎。《霸王别姬》把时局的更迭、权力的更替作为主轴，展现了京戏从皇宫太监到日军、国民党、再到解放军手中的命运变迁，是一出横跨半世纪的时代悲剧。而《戏台》则将背景锁定在一个虚构的军阀割据时代，通过一场军阀闹戏院的荒唐事件，讲述一帮梨园弟子在动荡时代中的生存状态。虚构军阀，可能是为了避嫌，也或者是创作者想表明京戏班子的遭际非某一特殊时期所独有。
但两者在情感厚度和现实穿透力上，显然不在一个量级。
一、荒诞背后的现实隐喻
《戏台》里的军阀是个“大老粗”，不识字、不懂戏，却偏偏爱上了《霸王别姬》，用自有的一套 “审美”观和叙事观，甚至要亲自“导演”一出霸王戏。他用枪指挥戏班排戏，不懂程式、不识规矩，却一意孤行地改戏加戏，终至闹剧一场。
这个桥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霸王别姬》中段的国民党军官在戏院野蛮胡闹，但不同的是，《霸王别姬》让人感觉到真实的“残酷现实”，而《戏台》中的军阀行为则更像是一种荒诞的、几近喜剧式的虚构，少了真实的重量感，多了虚构的“戏”。
影片有意模糊了历史背景，塑造了一个非现实、非具体的时代气氛。但也正因如此，它的批判就显得不够锋利——荒唐归荒唐，却不痛不痒。
二、戏班无脊梁，是时代的注脚还是创作者的局限？
影片中的戏班人等，一个个都是没有“脊梁”的。他们演霸王、唱虞姬，却只认今天谁手里有枪。唯一一个还讲规矩、守传统、有血性的“刘八爷”，一上来就被枪打了个透明窟窿，血淋淋地提醒所有人：骨气，在枪口下不值一提。
影片的最后，那个抽大烟的“霸王”醒了，在新军攻城的混乱中，带着对旧情人的愤恨，奋起“护戏”，用坚持传统、不改戏的方式保护了一次“老祖宗留下的正宗玩意儿”，替老祖宗的脊梁挺直了0.01度。
陈佩斯在小品舞台上塑造了无数令人难忘的“小人物”，他善于用悲喜交加的方式去讲述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可能受这种惯性的影响，在这部影片中，他其实延续了这一“小人物”的表演风格，展示了一个小人物内核的戏班班主。
问题也恰恰出在这——当导演意图塑造一个有历史分量、能对抗时代洪流的形象时，戏班班主如果没有一点“守正”的坚守，却让“市井感”浓厚的小人物承担起这个责任，就会产生一种内核上的错位。
理想中的班主，哪怕圆滑世故，也应保有一丝“执念”，一根骨头。而影片中的这个人物，更多时候是在插科打诨，缺乏分量和张力。
三、表演上的参差不齐：老道与青涩并存
演员方面，黄渤和姜武的表演可圈可点，应该都符合影片人物设计的要求，他们的角色能在荒诞中带出一种厚重的真实感。
陈大愚与尹正，两人则显得过于“稚嫩”，与其所饰角色的年代感、文化感都有一定距离，而不是“从时代中走来的人”。几乎在任意一个需要展示角色属性或梨园气场的场景中，他们的青涩暴露无遗，拖了整体气质的后腿。
陈佩斯本人的表演依然老练，但如前所述，角色设计让他在正经和滑稽之间反复横跳，不够聚焦，也不够犀利。
四、从舞台到大银幕，艺术转换的难度不容低估
《戏台》原本是一部口碑极佳的舞台剧，演出十年，备受好评。但舞台剧与电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即使百多年前的电影脱胎于舞台剧。
舞台剧依赖的是台词张力与舞台节奏，而电影则更考验叙事逻辑与视觉语言的完整表达。当把一个高度依赖语言与即兴表演的剧本搬到大银幕上时，如果不做结构性的再创作和视听调度的强化，就容易陷入“舞台剧被摄下来”的窘境——即形式是电影，内核仍是舞台。
在这一点上，《戏台》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影视化”的过渡，许多段落依然保留了剧场气质，甚至台词节奏都带有强烈的“舞台感”，而镜头调度与剪辑却又显得单薄乏力，未能有效协助情绪表达和节奏推进。
再说，电影观众的口味多重啊。
五、一出值得尊重的尝试，但也有太多遗憾
《戏台》是一部诚意之作，它承载着一位老艺术家对传统文化的敬意，也试图在荒诞与喜剧的包装下讲述“文化的脊梁”如何被枪口摧残、如何在泥泞中寻求一丝尊严。
但它最终呈现出的，是一场在形式上荒诞，在主题上摇摆的剧作。它想兼顾喜剧与悲剧，兼顾小人物与大时代，却终究没能让这些元素形成强烈的化学反应。更遗憾的是，它没有找到那个能真正撑起“戏台”的人——无论是角色还是叙事核心。
不是每一部有关传统的电影都能成为《霸王别姬》，但《戏台》值得被看作一次真诚的尝试。只愿在下一次的戏台上，我们能看到的不只是“戏”，而是真正的“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