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老旧的鲜有行驶声的车道，也许曾经被卡车与煤块的声音笼罩着；那些空旷的灰蒙蒙的街道，曾经一定人头攒动；如今只有摄像机注意着的工业奇观，曾经想必被这里的数十万百万人共享着。那些工业的奇迹与它的残忍、那曾经降临在也许每个参与者头上的无法追溯的时代灾难，一同被埋进无人踏足的土里了。
2008年，陶家渡有十万人，现在只有不到一万人。攀煤电视台的屋顶上许多天线仍然伫立着，只是它们不再发射信号，也早已没有人收看。在攀煤总医院的片区里，为工人修建的网球场、板球场已经杂草丛生，红砖砌筑的三四层高的宿舍里还住着一两户人。我路过一个荒废的浴池，爸爸告诉我以前来这里洗澡的人在旁边坡道上排起队。这里面写着订餐电话却关着门的小餐馆与大饭店，都曾经座无虚席。攀枝花永恒的阳光打在总医院门诊部与住院部的房子上，住院部的房间全都拉着窗帘，门诊部的大厅里有寥寥几人。
我永远都只会说我的家乡是攀枝花。我也不知道，这种魔力与历史、与政治无关，但我总感觉到攀枝花对我的影响有一种异样，是一种感到安全而吸引人的异样。家附近新修的楼盘把我热爱的一片晚霞风景拦腰挡断，让我感到有些难过与遗憾。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地方。那种最世俗的想要事物全都保持不变的希望理所应当被打破，却仍然残留在视线与听觉可及的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