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王佳芝爱上了易先生，所以最终放走了他。这个说法有道理，可太大，又太窄。它太简单地得出武断的结论，太急切地追求一个圆融但片面的环，忽略了恨欲交织的复杂人性，忽略了宏大叙事与自由选择、动静之间的紧张张力。
...易先生跌跌撞撞地跑下楼，箭一般地射进了车厢，轿车扬长而出。王佳芝茫然地走在街上，看着商店橱窗里展示的礼服。黄包车终于来了，一个洋溢着微笑的年轻的小伙子，车把上还有转动着的风车。王佳芝警惕地四下看了看，人流还是缓缓地穿行着，似乎什么都未曾发生过。
黄包车夫：回家？
王佳芝：唉
可何以家为？山河破碎，狼烟四起；母亲早逝，父亲在英国另娶，舅母百般刁难；心上之人满口家国大义，却不敢承担拿走她初夜的责任；党国早已将她列入牺牲名单；她披着“民族大义”的油彩，一朝纵敌，功亏一篑。
......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提出，人并非被预定义的“物”，而是通过自由行动不断塑造自我本质的“存在”。这种否定先验意义的立场，消解了将人视为工具（如宗教、社会角色）的合法性，强调主体性必须通过个体选择实现。从这个意义上，王佳芝遭受了一种对其主体性的蹂躏，从人格上，她被周遭的环境视为实现政治目的之手段，进行观念的灌输和自我意识的剥夺；从身体上，不仅引诱易先生的终极目标即是献祭其作为武器的肉体，这把武器的“锻造”过程（剥夺其初夜），亦昭示了王佳芝被强加的鲜明客体性。
...正如萨特所说，他者的凝视将主体异化为客体，但真正的自由需通过反抗这种异化，在“为他存在”与“自为存在”的张力中，坚持自我定义的权力。换言之，主体性需在对抗中觉醒。王佳芝的纵敌，即是自我主体性的觉醒和反抗，她不是泯灭人性的武器，不是断情绝欲的工具，而是具有自我意识、具有主体性的大写的人。或许为了压抑心底这种最本真的渴望，她顺从了外界对她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践踏，并以宏大叙事的精神慰藉去说服自己。但事实正如我们所见，这种本能性的渴望，弱小但顽强，像埋藏在万年坚冰下的火山，像平静水面深处湍急的水流，可被压制，却不能被抹杀，总有一天，会以一种决然之势喷涌，颠覆整个心绪。
...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指出，人类对意义的渴望与世界的沉默构成根本冲突，此即“荒诞”。王佳芝被命运摹刻勾勒成一条搁浅在浅滩的死鱼，被“大义”等康德口中的外在价值掏空躯壳后，活活吊死在半空。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活得像一朵为自己盛放的花，或者因自己明媚的狗尾巴草，是花是草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朝圣在追寻自我意义的道路上，追索自己的“神性”，而非被作为没有意识的祭品，被献祭给任何神灵。
我相信王佳芝呼唤过，但世界对此保持沉默，使其陷入“荒诞”。
...承认荒诞是起点，拒绝用宗教或世俗信仰（如家国主义）自我欺骗，意味着拒绝成为意义体系的奴隶。这种反抗体现在两个向度:第一，不屈服于虚假意义，如《局外人》中默尔索对司法谎言的漠然。亦如王佳芝的纵敌，对外界强加给她的终极目标的决然反叛。第二，在无意义中穷尽体验，如唐璜式的感官投入。亦如王佳芝与易先生床笫间的生死缠绵。《反抗者》中，加缪将个体反抗升华为对普遍人性的捍卫，反对任何以“历史必然性”为名的暴力。真正的意义构建需在个体自由与共同体价值间保持平衡。经常思考为什么喜欢民法，以前总是以为是对民法外在体系之形式逻辑的迷恋，可能今天才意识到，是被民法的实质价值观所吸引，正如哈耶克将私法描述为社会交往中自我生成的正当秩序，亦正如孟德斯鸠的警示箴言:“在民法慈母般的眼光中，每个人都是整个国家。”今天，我亦愿为“王佳芝”发一声怜惜的叹:
社稷托明主，安危寄妇人。
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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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艳明媚的花蕾在历史夹缝中被浸满时代透入骨髓的凄苦和阴冷，就像上海沦陷区的天空永远悬浮的那层铅灰色雾霭霾霾。李安如此悲悯地看着她绽放又凋零。当电影帷幕落下，钻戒的光芒与枪口的硝烟一齐散尽，我亦不得不如此压抑地承认，所谓背叛，或许是灵魂窒息前最后一次诚实的呼吸。
王佳芝最后对易先生的那两句:“快走，快走。”让我想起，武松血溅鸳鸯楼后，于蜈蚣岭胡乱试刀杀了偷情的道人，再面对那个妇人的时候，也说了两句“快走，快走。”
细下琢磨，原来亦都是一回事，是自我意识的短暂觉醒和反抗，前者即将被沉没在大义的漩涡和沉重历史背景的积压之中，被压得粉身碎骨；而后者，其残存不多的人性已将要被人间太岁神的匪性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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