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媒介批评》2024年第17辑，研究对象为《再见爱人》前3季。
（题外话：因为Melody的参与开始关注这档节目，结果第四季嘉宾换成了侯佩岑，也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动。）
摘要：综艺节目《再见爱人》将离婚或情侣关系破裂看作一个“不爱”的情感过程，将情感视作成就一段关系或破坏一段关系的“要害”。节目的观察模式使得节目之外的观众在与观察团共同观看的同时，亦成为旁观观察团的旁观者。观察团对于个体情感的整理和夫妻相处模式的重述将情感转化为可供讨论和研究客体对象，无形中达成了对观众的情感教育，也试图推动观众展开对婚姻中情感关系及情感现代性的思考；但爱情本身也在被重述和被解读的过程中演变为一种科学，神秘性与神圣性被渐次解构之时，观众自然对爱情祛魅。节目设立初衷延续情动理论的思考，试图探究情感关系中的复杂性，但被客体化、科学化的情感关系经过技术处理，其内部危机看似得到了解决，实际上却产生了情感价值的悖论，亦使得情感关系分析重回理性与情感二元对立的趋势。
关键词：情感关系，客体化，科学化，情感现代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2021年1月1日起，夫妻双方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的，需要经历30天的“离婚冷静期”。在这一法令落地推行的背景下，同年7月，由芒果TV打造的国内首档婚姻纪实观察综艺节目《再见爱人》第一季播出，随即在舆论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芒果TV系湖南广电旗下互联网视频平台，为用户提供电视剧、电影、综艺节目和音乐视频点播服务，其前身系湖南卫视新媒体网站“金鹰网”。该平台擅长打造综艺IP，在对在节目外在形式与内在核心的把控上均有着丰富的经验，此前推出的综艺《明星大侦探》《向往的生活》《乘风破浪的姐姐》等均取得了良好的收视与口碑，成为了具有生命力的代际综艺作品。
离婚与离婚冷静期都是当下社会敏感但确实存在的话题，一贯善于洞察社会热点的芒果TV此番再次抓住了观众的兴趣点与痛点。第一季成功收官后，《再见爱人》于2022和2023年又乘势推出第二、第三季，口碑和收视成绩均可算是优异。截止2023年底，三季《再见爱人》均获得了7分以上的豆瓣评分（第一季8.9，第二季7.5，第三季7.1），堪称现象级节目。该节目以房车旅行的方式为三对处于情感危机中的夫妻设置了流动的环境下相对封闭的情感场域。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的旅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日常生活中可能影响情感关系的外界因素，使得三对夫妻更能将目光聚焦在情感关系之上，更直接也更核心地讨论其情感危机的缘由所在。演播室的观察团嘉宾通过荧幕考察六人旅行中的表现，结合自身情感经验，以个体的情感价值理念为基础，对三对夫妻间的相处模式进行阐释与分析，并尝试对其个体的行为动机做出心理学、社会学上的归因。
法国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曾将离婚当作一种文化上的变量事件来研究，并由此得出结论：20世纪40年代，（在西方社会）人们报告的离婚原因更多是“客观的”，比如酗酒或者忽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离婚的理由变得“更加抽象、更加关乎情感”，并且更加主观：“浙行渐远”“对我越来越冷淡”“感觉不爱了”成了离婚的主要理由[1]。离婚原因由客观转向主观，由具体转向抽象，“向内转”的标志着离婚不再仅仅被视作婚姻的终结点，更体现了“不爱”的情感过程。在国内的话语场域中，有关离婚的讨论也经历了与之类似的变迁，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融入国际现代化发展的大潮，个体与个性从集体中解放，自我的地位不断提升，反映婚姻关系当中，即是对于“我”的表达与强调逐渐凸显，乃至于有了取代“他/她”抑或“我们”的趋势。在现代爱情中，自我主体性成为两性关系中尤为重要的因素，尤其在女性主义兴起在、性别土壤成分变更的当下，“科学研究认为亲密关系是两个自主意志通过自省后生成的理想关系，按照个人需求和心理学特质量身定制，因而让旧有的爱情与超越性——高于个体特定需求及意志的力量——之间的联系破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情投意合被认为是对自身自主性的威胁，取而代之的理念是两个成熟自主的自我之间的协商”[2]。
在《再见爱人》播出前，亦存在讨论情感危机的电视节目，但该类节目多停留在专家出面“调解”“说和”的层面（例如山东卫视《幸福向前冲》，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其目的是对婚姻关系中的裂隙进行修复，继而缓解情感危机，帮助嘉宾走向传统意义上“不离不弃”的“幸福”，并为观众呈现“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圆满”结局。而《再见爱人》作为国内首档离婚综艺，其设立初衷，是将离婚看作一个“不爱”的情感过程，探询情感关系的复杂性，注重情感流动中的表达与分析，而非结果；同时将离婚与修好从客观层面并置，肯定个体与自我的幸福。正如《再见爱人》第一季嘉宾朱雅琼所说，“结婚不一定是为了幸福，但离婚一定是为了幸福”，赋予“为了幸福而离婚”以正当性与合法性；节目中观察室嘉宾的设置，摆脱了以往的俯视姿态，以旁观者的身份和相对平视的角度整合、分析三对夫妻的表现，将离婚的情感过程看作可供解剖的客体，对相关情节的解析无形中成为面向观众实施“情感教育”模板；从对观察室嘉宾的择选中亦能发现，节目主旨（或者说教育目的）是向观众输出并贯彻“爱自己”的观念，强调情感关系中的自我主体性，这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观众对于“爱的终结”的焦虑，但不可避免的是，爱情本身也在被重述和被解读的基础上变为一种科学，爱情的神圣性与神秘性被解构、祛魅。值得思考的是，综艺节目的结局不等于情感危机的化解，其背后潜藏着情感价值的某种悖论：旨在获得自我价值感的个体在脱离亲密关系后，反而失去了在爱情中获得自我认同的可能。
一． 沟通的悬置：当情感作为客体对象
《再见爱人》的节目设置让三对处于情感危机中的夫妻于旅行中尝试沟通交流，并在这一过程中暴露、审视、反思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可能的应对方式。依照社会学家的观点，“沟通”的前提是要在某种社会关系中悬置个人的情感纠葛。沟通意味着脱离自我在具体和特定关系中的立场，进而采取一种抽象言说者的视角。强调是人的自主性或理解力。沟通意味着悬置，或者说重新归类那种将我们与他人联结在一起的情感黏合剂。但与此同时，这些中立和理性的言语程序常常伴有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它使人们易于将自己的情感合理化。因为情感的承载者一般会认为，他们才是自己内心感受的最终仲裁者[3]。也就是说，即使旅行中的夫妻在承认情感危机，且愿意通过参加综艺节目实现沟通的前提下，因为不可避免的主观色彩，沟通的悬置前提难以实现，其结果是沟通依然易陷入无效的语境当中。如此，多位观察室嘉宾的设置，则可以从将夫妻双方的沟通整体悬置，使得双方的表现与对话均处于客体的位置，有助于对双方的姿态及认知进行更加到位的辨识。实际上，对于观众而言，观察他人的生活已然能分出局内/局外的观察视角，但由于每个人所处站位的单一性，很难不会在观看时对某一人物或某一种情感轻易且粗暴地代入。他们的存在，一方面使得三对夫妻的情感关系在呈现给观众之前首先套入客体化的模板，将有关情感关系的讨论置于一个相对圆融且客观的平台上，另一方面也如多棱镜一般使得观众在带入个体情绪之前，先看到情感关系中被散射出的多维角度，避免陷入单一的主观情绪。
例如在《再见爱人3》中，参与节目的夫妻王睡睡与张硕发生矛盾，王睡睡追究张硕过往的过错并要求对方道歉，而张硕表示“我不想再哄她了”，观察室嘉宾对此展开讨论。黄执中将“哄”定义为糊弄，指出张硕将他人的认真作戏谑化的处理，嘉宾Melody也认为这是张硕“没有直面睡睡真正的感受”，后续张硕又因其忽视伴侣感受、道歉态度不够诚恳等种种表现登上热搜，被称作“社会的镜子”、男性伴侣中的负面典型。但随着节目的继续播出，观察室内的嘉宾们也对张硕“社会的镜子”成因进行了讨论，Papi酱和李松蔚对王睡睡和张硕的相处方式进行了“重演”，通过他们“模拟”，发现王睡睡的交流方式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问题，比如夸大情绪而忽略事实，“用情绪来嫁祸一个人”，由此嘉宾们得出结论，指出这一组关系当中，王睡睡和张硕双方“都在用错误的方式追求他们想要的东西”，并认为他们应该“明确表达自己的需求”，从而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沟通。《再见爱人》系列导演刘乐亦在访谈中表示，“他（张硕）确确实实是一个心地很善良的小孩，非常会照顾到周围情绪。但是为什么偏偏在亲密关系上是这样的模式？节目里一直在探索，观察室也在讲。（其中一种原因可能是）人都渴望正反馈，这是一个生理机制。如果我做错了，是希望得到一些建议，而不是被质问是不是错了？没有人喜欢一直被鞭子抽，抽了以后我可能做得更不好，这是一种行为机制”[4]。可以看出，当观察室嘉宾试图将情感关系进行多角度分析时，也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思辨空间。“双重叙述结构”以嘉宾的日常生活推动叙述发展，以观察室内成员的讨论探索更深层次的社会观点[5]，将情感投人微观的公共领域，即处于公众密切关注下的行动领域，使其受到言说程序以及平等和公平原则的约束[6]，节目正是在这一过程当中，将主观性的情感认作客体，通过观察室嘉宾的多维解读实现情感的客体化。
有学者曾将《再见爱人》有观察嘉宾的“正常版”和无观察嘉宾的“沉浸版”加以对比，借用维特根斯坦“意义即用法”的观点，认为观察嘉宾承担了“描述者”的角色。研究将三对夫妇的旅行指认为一场“大型语言游戏”，观众如观看“沉浸版”，属于自身承担玩家的角色，如观看“正常版”，则属于承担旁观者的角色，目睹观察嘉宾沉浸游戏。研究指出，玩家不会关心游戏规则到底如何，因为他们在行为中将其内化于心并使用它，而旁观者才会注意研究并看出游戏规则，这使规则显示出来。规则即游戏的用法，而用法也就是意义。那么观众一旦选择了观看“正常版”，相当于将游戏的手柄交给了他者，而他者则会将游戏的意义导向与社会目前对婚姻与亲密关系的热点与共识[7]。这即意味着，当观众选择沉浸游戏，游戏的诠释和解读权在于观众自己，观众会通过自身的价值观念对游戏进行解读，而解读的过程会再次强化自身已然持有的情感价值观念，形成与外界不相干的闭环；而当观众放弃沉浸游戏，转而观看他者对游戏的诠释时，游戏本身便成为了可以被操纵的客体，他者将对游戏的解读导向共识的过程是不动声色的，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节目使得旁观的观众无形中实现了对共识的认同，达成了娱乐教育的目的。
二． “人间清醒”的设立：当爱情成为一种科学
观察嘉宾的设定让情感关系成为可供讨论的客体，而观察嘉宾的人选及他们对三对夫妻做出的评价和建议则指向了节目预拟达到的效果。当修复关系不再成为唯一的终极目标，对个体需求的认可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即成为最具优先级的考量，现代性的浪漫之爱最不同与以往的地方之一就在于，人们现在会调动它来保卫主体的自我价值[8]，在一段关系中感受到自我价值已经变成判断一段关系是不是良好的可靠标志了[9]。观察嘉宾试图监控、分析夫妻双方是否在这段情感关系中保有自我价值，夫妻双方内部也以此为评价标准对自己的幸福指数不断考量。局内人与局外人同时用自我意识和自我转化技巧对感情进行督导，爱情就被理解为一种需要理智时时监控的情感。社会学家认为，现代爱情中，自主性逐渐成为心理学所倡导的自我理念的核心。面对协商、谈判下的情感关系，如双方均无法达成自洽的结果，就会产生高低胜负之分，如何在情感关系中守卫自我，取得不败的战绩成为了情感关系背后隐藏的问题。
细看观察室嘉宾人员的设置即不难看出，观察嘉宾自身多是在情感关系中“胜利”的一方，或者说是在情感关系中保有自我价值的一方。即使他们曾经有过失败的婚姻或失败的感情经历，但最终也通过分手或离婚收获了更大的事业可能，他们的分手或离婚也因此被看作是颇富勇气的守卫自我价值之举。他们总是能洞穿夫妻相处中的问题，指出症结原因，被观众认为是“一针见血”，他们还会结合自身经验，尝试给予科学的解决方案，在节目当中扮演“人间清醒”的角色。
《再见爱人3》新加入的观察嘉宾Melody就在节目中承担了这样的人设。作为台湾当红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她在2023年7月宣布离婚，结束十七年的婚姻生活，并于离婚后很快接受了《再见爱人3》的邀请。Melody是出生并成长于洛杉矶的华人，拥有顶级名校UCLA的双学位，还获得过华埠小姐选美冠军。她结婚后随丈夫移居台湾，丈夫一家经商，在台湾社会被认为是豪门，Melody因此也被称为豪门贵妇。在加入《再见爱人3》之前，她因在台湾综艺节目中诙谐而生动的话语、富有表演性又不失天真的行为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而她在节目中吐槽丈夫“白目”（闽南语，不识相、不会察言观色之意）、以自我为中心、无心照顾家庭的桥段也被观众所熟知。她调侃自己不是贵妇而是“跪妇”，在她自己主持的节目《11点热吵店》中，曾讲过一个广为流传的“水蜜桃”的故事：她一个人从超市搬来两箱桃子，丈夫爱吃硬桃，女儿爱吃软桃，她在辛苦工作回家后累倒在床上睡着，惊醒后想到桃子还没有放好，于是半夜起床将部分桃子放进冰箱，并“不自觉地”把烂掉的桃子吃掉，她边分边哭，“谁问过我要吃硬的还是软的水蜜桃”。Melody宣布离婚后收到全网几乎一边倒的祝贺，网友纷纷恭喜她开启新生活，《再见爱人》的导演组也表示正是看中了Melody离婚这一契机，“听到她离婚的消息我们是第一时间就跟她对接这件事”。Melody的离婚被看作“‘娇妻’的觉醒”，本人也被认为是值得称颂和学习的榜样，是“做自己”的典型。在接受采访时她表示，“我的内心就是足够强大，才能抵抗所有唱衰的声音。人的自信和自我认同，就是从自己创造的成就上面来的，这靠家庭和别人是办不到的，只有自己可以给”[10]。在她加盟《再见爱人3》的第一期节目中，另一位观察室嘉宾孙怡有意问她：“你现在是比较喜欢软桃子，还是硬桃子？”，Melody轻松地回应：“我现在什么桃子都可以吃”，节目播出后，这一互动也很快登上热搜榜，Melody离婚后的状态被网友评为“轻舟已过万重山”。不难看出，节目组对Melody的邀约，即希望借用她的“清醒”人设来为节目中的女性话语土壤增值，也是希望她能借用自身经历对三对夫妻做出某种“正确”的引导，比如她在节目中积极倡导女性的自我主体性，支持她们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决定，“你有权利可以选择你想要过的生活，你不要怕被当作坏人”。
在情感关系中期望划分出泾渭分明的对与错、理智与不理智、清醒与不清醒的行为，意味着爱情在潜移默化中被推理为一种科学，一桩可分辨、可判断、可评估的事件。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对爱情的祛魅之成为文化过程，其首要推手就是人们在解析爱情时普遍采用各种科学模式，经由大学院校和大众媒体，种种科学模式得到广泛传播。在科学解析模式的加持下，这些框架颠覆了往昔那种把爱情视为妙不可言的、独一无二的、近于神秘的体验及无私情感的爱情观[11]。
与Melody同在这一季观察室的男嘉宾有胡彦斌、黄执中和李松蔚，其中歌手胡彦斌过去与女艺人郑爽的一段恋情为人熟知，他在节目中表现出高情商和幽默的一面，在点评王睡睡与张硕的情感拉锯时，曾贡献一针见血式的“金句”，点明爱情中的输与赢，“睡睡输给了自己爱情中的沉没成本”；辩手黄执中和心理学家李松蔚更是能够做到精确提炼并总结夫妻矛盾的症结所在，他们倾向于将具体表现提升到抽象概念的层面，做出学理上的客观分析，再给出专业性的建议。例如在《再见爱人2》中曾有过这样的桥段：三对夫妻各自描绘自己的婚姻画像，在完成之后李松蔚再对这些画像做出心理学上的分析，“一个懂心理学的人陪他们做一个公开性质的聊天”[12]，他分析张婉婷的画时，称她的画反映了她对婚姻的不确信，张婉婷本人频频点头表示认同，他接着给出建议，建议张婉婷和她的丈夫宋宁峰“放下婚姻”，从婚姻状态退回恋爱状态，考察双方对彼此的爱意是否成立；黄执中则在多季的参与中贡献了无数金句，“人不爱自己的时候，别人的爱很难附着在他身上”“扩张成功的标准，你会发现你有好多战场可以赢”“女孩要认清自己的优点，不要把别人对你好当成是别人的优点”，他也多次在节目中以自己和妻子羊葛莉和谐的相处模式为示范，讲述优质关系中的要点所在。总而言之，他们表现出很强的“情感能力”（心理学理论中又被称作“智力”），一种能觉察到他人感受、谈论它们、共情彼此，并能为某个特定问题找到解决方案的能力。调动其同的文化结构来理解那些棘手的情绪，并能通过引导出有关痛苦和自助的叙事来帮他们识别这些情绪，对其进行疏导，最后使之“奏效”[13]。这种能力的凸显和被推崇，更侧面证明被祛魅的爱情已然退化为一场可以通过能力提升从而取得自我价值“胜利”的比赛，是一种可以通过学习来掌握的科学技术。爱情的科学化处理映照出人对自我价值的高度肯定，亦恐惧于亲密关系对自我价值侵犯，而观察嘉宾的意义就是通过分析和建议，使用文化技巧对情感关系做出规范。亲密感的制度化让情感关系中的双方不间断地聚焦彼此本身，而较少聚焦在情感的文化形态上。
三． 主体的危机：自我“胜利”之后
从表面上看，被客体化、科学化的情感关系在经过技术处理后，其内部危机看似得到了解决，嘉宾们帮助夫妻双方看清了情感关系中自我的需求，重新确立了自我的位置，但如节目中所展现的一样，经过这趟旅行中的各种沟通与心理治疗，在观众看来，选择分手或者离婚似乎成为了重拾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曾有媒体向《再见爱人》的导演提问，“（针对王睡睡和张硕的关系）节目弹幕里很多写‘睡睡快跑’，大家都理解不了为什么他俩这样了还要在一起”，尽管导演表示，“《再见爱人》一直想要找一个中间的平衡，既不要轻易的分开，也不要作死的拖拉。我们希望拥有，既能离开也能修复的能力，可能这是更健全的爱[14]，但主持人的问题更能反映观众的普遍导向，或者说，节目最初的设想并未能实现，反而是在情感危机中及时脱身似乎成为了保卫自我价值的唯一选择。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对情感关系中自我价值的高度重视，导致自我发展出了各种全新形式的超注意力（hyper-altentiveness），来密切留心任何显露出不够在意或情感距离的迹象；同时，也发展出了各种从危及自我的关系中抽身而退的文化技能与心理技能[15]。人们倾向于选择退出而非修复，因为修复意味着向对方表达自己的脆弱及对他的不舍和依赖，而退出则是对自我肯定的操演性表达[16]。有研究指出，观察嘉宾、心理学家的介入，对情感关系的技术化指导和分析，使得以无功利性为前提的浪漫爱变得越来越工具化，观众的关注点被引向“自我价值”的分析模式，使得原本属于自我和亲密关系的私人脚本在真人秀中逐渐转化为一种公开的表演，自我通过视觉符号和语言等手段被外化，形成了一套理解自我的模式。观众则通过观看内化了这套理解和管理自我的方法[17]。于是与节目高度共鸣的观众才期望看到离婚，甚至会对夫妻的复合感到愤怒，认为他们辜负了重拾自我价值的机会。
对自我的高度强调导致对情感关系的提防和排斥，进而导致对深度人际关系的疏离，这与情感客体化与科学化的过程密不可分。心理学家得出相关结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希望控制这些体验以及控制激发这些体验的人，因此情感联结倾向于降级成一种策略，一种为了安全感而扼杀欲望的策略[18]。但事实上，切断情感关系或远离建立情感体验的人是否真的能获得一劳永逸的“安全”？自我价值能否在完全的独立中得到实现？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价值感不再单独由一个人经济或社会地位决定，而必须从他/她的自我获得；现代的社会价值感又主要是表演式的：也就是说，它是通过一个人与他人互动及其过程来达成的[19]。与他人的互动是现代社会交往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来自他人的认同使人们收获社会价值感，进而能够自我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人的认同成为了确立自我价值的充分必要条件。然而，认同既十分关键又十分复杂。因为价值感要通过表演性过程得以确立。也因为这一过程已变得高度个性化：随之产生了择偶标准的乘法效应，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可预测性。这种情况进而造成本体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恰好同时将爱情作为其登场的最佳舞台，爱情成为给予认同（和需索认同）的主要场所之一[20]。也就是说，来自他人的认同是多方面的，而情感关系中另一半的认同具有不可替代性。社会价值感需要从他/她的自我获得，定义为一个独特的、私人的、个体的及非制度性的实体存在，而这一过程必须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达成，且只有爱情能为其中最独特、个性和私人的部分提供锚定点，在这个意义层面上，爱情成为了价值感的核心组成部分。“做自己”“爱自己”的强制命令尝试通过自主性来解决人们对认同的现实需求，然而认同只能通过一个人承认对他人的依赖来赋予[21]。换一个角度看，与其说《再见爱人》中三对夫妻的情感忧患是自我认同受到亲密关系威胁的危机，不如说是认同的需求及认同需求可能对自主性造成威胁这一对张力造成的结果。因此，当观察嘉宾以旁观的视角将三对夫妻情感危机作以技术性地化解，以提升/重拾自主性为基本目标，并将客体化与科学化的爱情观传达给观众时，即产生了情感价值的悖论：旨在获得自我价值感的个体在脱离亲密关系后，反而失去了在爱情中获得自我认同的可能。
现代的自我视自己为一件持续创作中的未完成的作品，需要在情感关系和自我价值中寻求到某种平衡，且平衡点并不能成为一个制度化的设定，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而是因个体差异及个人需求的不同而不同。作为《再见爱人》的观众，透过旁观之旁观的视角，所能感知到的只是在结尾得知人物离婚时的快感或得知人物复合后的愤怒，而综艺落幕之后，三对夫妻在离婚或复合后幸或不幸则无人知晓。现代爱情是一个复杂的命题，爱情的客体化与科学化及对情感危机的技术性处理并不能形成本质上有效的解决方案，这需要人们在情感道路上的不断求索。
四． 结论
如《再见爱人》的导演刘乐所言，“我们解决爱的问题的能力那么的贫瘠，我们对于爱的探索如此有限，但生而为人，我们对爱的需求却是永恒的”[22]。因情感需求的恒存，对情感的探究始终是人文研究史脉中极为重要的板块。情感（affect），也被翻译为“情动”“爱欲”等。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情感转向”（affect/emotion turn）逐渐成为人文学科最关注的话题之一，不同于传统美学研究中强调在审美过程中的情感，情感转向强调身体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身体不再被心灵（理性）压制，情感不再居于理性之下，这将被现代性所割裂的身体与心灵找到了弥合点。
在为情感建立解释模式这一同一问题上，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和笛卡尔（René Descartes）通过对爱的观念的剖析，分别提出了两套理论。笛卡尔对爱的解释展现了其对理智与情感彻底分割，他认为，爱是科学和理性视野中的激情，是一种可以被理性控制的激情。斯宾诺莎则针锋相对地驳斥了笛卡尔的观点，他认为情感是一种身体之力的变化，并将身体放在与其他身体之间的关系中来讨论，“一个物体（身体）之动或静必定为另一个物体所决定，而这个物体之动或静，又为另一个物体所决定，而这个物体之动或静也是这样依次被决定，如此类推，以至无穷”[23]“人身能在许多情形下移动外界物体，且能在许多情形下支配外界物体”[24]。由是身体间的接触决定了情感的流动，而这种情感的力量（身体之力）确立了个体的存在，“快乐与痛苦乃是足以增加或减少、助长或妨碍一个人保持他自己的存在的力量或努力的情感”[25]。借由情感之流动性，学者汪民安对此有进一步的阐释：如果爱是一种情感和力的变化过程，那么，爱就是不稳定的……斯宾诺莎对情感和爱的理解实际上打开了爱的流动性的一面。爱的特点不是具有一个不变的本质，它的本质恰恰是具有可变性，是力的变化过程。爱，从斯宾诺莎开始，脱离了一种永恒性诉求。爱不再将永恒和不变作为目标。爱恰恰是易变的。海枯石烂的爱恰恰是对爱的误解，是对爱的剥夺和压制，并没有所谓的理想之爱和永恒之爱[26]。
及至20世纪70年代，冷战胜负悬而未决，全球反抗资本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理论家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于此时在斯宾诺莎基础上又行一步，肯定了爱之流动性，明晰了“情动”的概念，同时亦为个体的不稳定性找到了合法解释：“一个形体可以是任何事物；它可以是一个动物、一组声音、一个心灵或观念；它可以是语言素材、社会团体、共同体。对于在按这个观点组成形体的诸微粒子之间，也就是说，在非构成的诸要素之间的一套快与慢，动与静之关系，我们称之为某形体之经度。对于每时每刻充斥形体的一套感受，也就是说，一种无名力量（生存之力量，遭受影响之性能）之强化状态，我们称之为纬度。我们这样就建立起一个形体之平面图。经度和纬度合在一起构成大自然，内在性或一致性之层面，它总是可变的，而且不断被个体和共同体所修改，组合，再组合。”[27]就在德勒兹讲述“情动”课程的同一时期，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生命政治的诞生”课程上提出了“新主体”的概念，他们都强调以流动性而非二元对立的方式把握历史和现实，以此重新激活关于“未来”的想象，这是一代理论家的共同历史背景与诉求[28]。
德勒兹和福柯的研究中关于未来的预测与想象都指向了后人类时代。随着AI技术的崛起及普及，迈向后人类时代几乎成为了不可回避的现实，人们面对偶然性、不确定性和未知性造成的混乱，表现出焦虑、迷惘和忧郁，情感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能试图解决理性无法回答的一些现实问题。因为个体具有不稳定性，而爱亦具有天然的流动性和复杂性，故而人们在面对爱的分离时总是百般踌躇、悬而不决。正视、理解复杂性恰是《再见爱人》节目设立的初衷之一：嘉宾们携带着对于各样人生的疑惑与渴望，以“爱情”为通行证在镜头内外、虚拟与真实世界间穿梭往来，与亲近和陌生的人们相互致意，彼此对抗、妥协、安慰、和解之际，尝试安置自己的需求与恐惧[29]。不过，虽然初衷是处理理性所不能解决之问题，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科学化”的偏差，尤其对于站在旁观之旁观角度的观众而言，无法提供终极方案的情感分析终究是缺乏效力的。在观看张硕与王睡睡多年的情感纠葛中，弹幕呈现出的是满屏的“睡睡快跑”，情感分析在此时近乎失效。不能否认，离开或许是一种科学理性的选择，也是一种“高效”的选择，但也同时在根源上拒绝了抵达情感复杂性的可能。经过双重管窥，笛卡尔的“阴影”似乎再次笼罩，被客体化、科学化的情感关系分析又出现重回理性与情感二元对立的趋势，由此在现实层面上，造成了节目设立初衷与节目执行效果相悖的处境。
[1] [法]伊娃·易洛思：《爱的终结：消极关系的社会学》，叶晗译，岳麓书社2023年，第317页。
[2] [法]伊娃·易洛思：《爱，为什么痛？》，叶嵘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08页。
[3] [法]伊娃·易洛思：《冷亲密：为什么爱越来越难》，汪丽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5页。
[4] 张明萌、刘乐：《〈再见爱人〉婚姻里谁都没错，日子怎么就没法过》，《南方人物周刊》2023年11月29日。
[5] 缪佳佳：《情感类综艺节目现实主义转向实证分析——基于对〈再见爱人〉的考察》，《新媒体研究》2022年第5期。
[6] [法]伊娃·易洛思：《冷亲密：为什么爱越来越难》，汪丽译，第53页。
[7] 王楷文：《〈再见爱人2〉：一场介于真假之间的旁观游戏》，《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年1月12日。
[8] [法]伊娃·易洛思：《爱的终结：消极关系的社会学》，叶晗译，第307页。
[9] [法]伊娃·易洛思：《爱的终结：消极关系的社会学》，叶晗译，第273页。
[10] 顾襄、殷悦（Melody）：《“娇妻”的觉醒》，《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2023年12月5日。
[11] [法]伊娃·易洛思：《爱，为什么痛？》，叶嵘译，第307页。
[12] 靳锦、康堤、李松蔚：《和李松蔚聊〈再见爱人2〉：我们为什么害怕打开这档节目》，《GQ报道》2023年2月9日。
[13] [法]伊娃·易洛思：《冷亲密：为什么爱越来越难》，汪丽译，第102页。
[14] 张明萌、刘乐：《〈再见爱人〉婚姻里谁都没错，日子怎么就没法过》，《南方人物周刊》2023年11月29日。
[15] [法]伊娃·易洛思：《爱的终结：消极关系的社会学》，叶晗译，第273页
[16] [法]伊娃·易洛思：《爱的终结：消极关系的社会学》，叶晗译，第290页。
[17] 陈明哲：《〈再见爱人3〉：为什么爱变得越来越难？》，《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年11月16日。
[18] [美]斯蒂芬·A.米切尔：《爱与岁月：精神分析视角下的爱情》，王家醇、庄淑婕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21年，第80页。
[19] [法]伊娃·易洛思：《爱，为什么痛？》，叶嵘译，第225页。
[20] [法]伊娃·易洛思：《爱，为什么痛？》，叶嵘译，第232页。
[21] [法]伊娃·易洛思：《爱，为什么痛？》，叶嵘译，第285页。
[22] 罗芊、刘乐：《〈再见爱人2〉：为何婚姻让我们如此疲惫》，《人物》2022年12月16日。
[23]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7页。
[24]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第61页。
[25]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第146—147页。
[26] 汪民安：《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爱的观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5卷第2期。
[27] ［法］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冯炳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54页。
[28] 张锦：《“情动”与“新主体”：德勒兹与福柯——一种朝向未来的方法论》，《东南学术》2020年第5期。
[29] 孙慈姗：《〈再见爱人〉教会我们的事》，《文汇报》2023年1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