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纪录片记述的是杨氏家族在黔北的兴衰史，历经700余年，因为算不上朝代更替史，所以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政权史。但没想到的是，就是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武装史中竟然有影响人类史的事件，更有很多映射和影响朝代兴衰的事件。中国历史是世界史中的一块拼图，而杨氏兴衰史又是中国历史中值得人深思的一块拼图。
...自古以来，多山地区易守难攻，因道路不通，政治文化相对独立，因耕地有限，很难形成辐射性效能的经济中心。希腊城邦也是此类地形，因为对其征伐的不经济性，所以很容易形成割据政权，最终更容易形成邦联制。黔北川南地区也是如此，广言之，中国西南地区均较适用于土官制这种松散、间接统治的政治模式，中国大一统的朝代中“一国两制”甚至“一国多制”是自古以来伴随中央辐射能力强弱的常态化制度安排，每个朝代均在中央集权的同时，伴随着偏远地区的民族和地方自治制度。这部纪录片其实就是土官制度的缩影。土官制度，历经元朝之前的羁縻制，元明时代的土司制，最终消失于清朝的“改土归流”。土官制伴随的是土地的地方所有与官位的世袭制，虽在政治上隶属中央，但行政机构和组织方式可以保留很高的自治权。土官制体现了中央政权控制能力的延伸，是行省制的补充，以明清为例，中央直属管辖的地区差不多，而从羁縻面积来讲，由于蒙古和西藏地区，清朝完胜明朝。羁縻制与附属国制度相似又有所不同，现代中国已经没有附属国，而古代中国历朝历代都有附属国制度。对附属国实行的是册封制度，从商周年代就存在中央册封这种封建制度，只是一种文化合众体或文化圈的概念，其中以中原王朝为家长，以其他附属国或称仆从国为被安抚和控制对象。与羁縻制度不同，附属国册封制中，中央政权一般不干涉其内政，如果被册封政权被推翻，依中央实力强弱可选择重新册封新势力或者保护原册封势力。而羁縻制生于秦汉，兴于唐宋，对于西域各国，由于民族或文化原因，无法直接纳入集权行政体系，采取设立羁縻州府，并附属于都护府的管控模式，纳入国家之内又保持地方自治，类似于英邦联制中的英国本土和英联邦属国，但不是被派总督，而是首领世袭，享有比英联邦国家更高的自治权。土司制比起羁縻制受到中央政权更加深入的控制，这种制度得益于道路交通的提升以及文化的更加趋同，土司制下首领虽然还是世袭，不是中央下派，但被纳入官员体系，定官职官品官级，可奖惩升降。实际上，册封制、羁縻制、土司制、行省制都是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的控制关系体现，以控制力不同加以区别，除了人事任免（如首领任免、底层文人科考），还涉及兵事（如征调）、财政关系、礼事（如朝贡、纳税）、刑事（司法），等等各方面。
由以上可见，地方政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处理好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从杨氏政权来讲，权力的获得来源于中央政权的授权，无论中央政权如何更迭，都需要处理好其赖以生存的“名正言顺”的问题，唐、宋、元以及大部分明朝时代中，杨氏一直处理很好，这不仅涉及首领个人，还会涉及整个家族。杨氏政权的实力来自于门阀，但得到土地后能独立于中央政权更迭之外，自成体系。这对于地方政权来讲是很不容易的，其核心就是“事大”主义。从纪录片可见，地方政权在建立初期似乎是靠自身实力在地方打下地盘、扎稳脚跟，但地方原势力的反抗不是致命的，中央的授权才是具备决定性的。在存续各时代中，固然内政非常重要，需要开荒，发展农业和兴修水利，需要民族融合，减少内在矛盾，需要强军，建设国防工程，但最需要的还是加大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比如纳入宋朝的科举制度，参与宋朝的抗蒙体系等等。杨氏政权最辉煌的时刻也是因为其幕僚冉琎、冉璞参与著名的合川钓鱼城战役，此战让蒙古大汗蒙哥意外身亡，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由此更加体现了地方政权的荣辱与中央政权息息相关。最终，明万历年间，因为明朝官场政治斗争以及杨氏领主的意气用事，杨氏地方政权不能屈就于中央政府的地方官僚欺压，最终酿成在万历三大征中家族陨碎的悲惨命运。
铁血兴衰史中也可思考如今很多国际问题和地区政权独立问题，无论小国还是地方自治机构，都需要在自身利益与大国利益之间找到平衡，不可一味强调自身立场或主权利益。世界整体上还是强弱丛林秩序为本质、互利共赢的文明秩序为外现的社会秩序。任何忽略中央政权或者忽略周边大国利益的做法，都将在历史中得到无情的、无论道理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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