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仰大名，可能也算不得大名。 几年前某个失眠的深夜，电话那头的人说，小学时候被老师放过这样一部电影。所以，我隐约知道跟教育有关，隐约知道跟他生长的那座城市有关。并且凭借着自己对基础教育的偏见，觉得大约是那种刻板的宣教的粗糙的产物。他也没有继续讲什么，既没有安利，也没有避雷，那个句子平静得就像“今天吃了白菜”。
最近开始看，是因为另一个江西人说，如果她有孩子，她希望小孩像坨坨一样善良又能吃，但也很怕他会受坏人欺负。正好剧荒，片长也不长，于是在我们从郊外回来之后，我打开了这部电影。
碰巧，最近在读《置身事内》，原来哑谜一样的“土地财政”，原来高中政治课堂上三驾马车里的“投资”，原来服务型政府的前身，是那样。我太习惯了，就像共和国史的课堂讲述大型厂矿企业、全民所有制，对我而言是少见的不存在任何理解困难的历史事实——因为我生长在那样的城市，那样随着工业化空降在中国土地上的城市。在生命的前17年，我见过最旧的房子是工人新村，我见过最糟糕的居住环境是一家三口两室一厅。我至今记得，2016年的夏天，坐高铁去武汉，兴奋地看着窗外，对爸爸妈妈说：“原来这就是云无心以出岫！”甚至一点都没有想到那个地方是刘邓大军挺进的大别山，更不会想到那里赫赫有名的希望小学。很多年之后，他坐京沪线穿过华北平原，也非常兴奋，用相机拍下一望无际的原野——我司空见惯的景观、完全无法理解的兴奋。
很好看，形式和内容，都很好看。但我长大了，清楚地知道山明水秀的审美背后意味着什么。我想起他说过年很忙，连从外婆家去姨婆家都要开蛮久的车。我理解不了，因为平原的农村是拥挤的群居。电影开头不久，易明堂找人帮忙拉孩子，木匠婉拒，说手里的活很多。我在《去有风的地方》里第一次知道木雕，也在剑川跟司机师傅打听远近闻名的正宗剑川木雕应该到哪里看。高海拔的强紫外线下，他黝黑的面庞说不清是嘲弄还是叹息：“我都会啊，后来下岗了，下岗就跑车。”这是机械复制时代的抒情诗人吗？秀秀的妈妈打工赚钱，秀秀家住了新的砖房，砖房里再也没有木雕的痕迹。就像那个地狱笑话，山西的古建多，因为山西经济落后，山西没有铺开基础设施建设，山西没有本钱大兴土木。特意看了一眼abstract，说幼儿园开在祖宅里，多漂亮的木构，可当听到“至少需要一辆车接送”，易明堂的第一反应却是“车至少要四五万，这个房子就算卖掉，一万块都不见得有人要”。我特意用宜春和启明星做关键词检索，21年的时候确实还有这么一家幼儿园，小朋友们的自我介绍，配图的背景已经是司空见惯的高层小区了。我在期待什么呢？如果那样的建筑真的保存下来，对住在里面的人来说，未免过于残忍。似乎它们的使命是被观看，可是如果大面积都只是发展旅游业，它会像另一座城市。黄山上各种东西都很贵，我做了攻略，备足了水和食物才上去。下山的路上——甚至不是完全下山，只是往下山索道走——却看到许多并不年轻的挑夫。旁边的游客窃窃私语“这么累，还不如去打工”，可是爸爸说黄山的GDP倒数第一就是因为为了发展旅游业舍弃工业。两个月之后，我跟老师说，那一幕让我非常难过，掏出手机，找出偷拍的照片。老师非常无奈：“你没见过20年前的样子。”
遥望南方，我以为南方只是意象。打开地图，点击驾车，居然是笔直的高速。想起毕业那年去广州考试，非常奇怪高铁为什么要折到武汉。当小桌板打开，从舷窗往下看，原来那就是我画了很多年的东南丘陵。凝定，是说幼儿园的外墙刷着初代标语。即便不考虑记忆里的红色横幅，在乡下见过的也是“神州行我看行”“要想富先修路”。2007年从宜春到深圳，又是怎样的基础设施建设呢？
初中课本的第一篇是一首现代诗，写得不算多好，叫《在山的那边》。11岁的我见过的最高峰是那座小小的丘陵，那座城市的房价几乎和等高线图重合，离海么，也十分遥远。去深渡那天，我从黟县（也许是歙县？）下了高铁，左拐右拐，最后搭了一辆不知是中巴还是小巴的客车。在深渡的中心，大广告牌上，“首付一万起，买房没压力”。民宿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接待我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她问我住不住得习惯，说气候实在潮湿。我说，我很喜欢这里，只是交通太不方便了。“已经好很多了，现在通了高速，要是之前——”之前怎样呢，之前就是课本上的“走出大山”吗。
很喜欢电影里呈现的女性群像。2007年，是超级女声方兴未艾。周末的晚上，姐姐们在我家，我们一起看直播，她们用零花钱给投一条一块的票。李响想去打工，她才初中毕业，被父亲拦下，来到幼儿园。她说，她要回学校，去考师范，去学幼师。2007年。2007年从中专毕业的女孩子真的还有打工之外的其他可能性吗。地母一样的中年女人，是抱怨但教书做饭的马老师，是嘴上嫌弃实际端去一锅米饭的大嫂，是在深圳打工寄钱养家最后女儿不识、丈夫背叛的刘斌，她们沉默的劳动托起了家庭，托起了梦想（但她们会用这么轻盈的词汇吗）。秃了头的易文才带回来即将满19岁也即将做妈妈的安徽女孩摆酒，我不想猜她是不是作为李响的打工对照出现。她讲着比我更地道的方言，我当然可以用考据的思路反驳——她怎么可能去深圳打工，是上海不好还是江浙沪缺厂。她成年了，可依旧是个孩子。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在没有医疗和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她生了一个孩子，除了那个男人，一切都是陌生人，甚至全是“南蛮鴂舌”之音。他说得轻巧“她跑了，我要把我老婆找回来”，可这公平吗，她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将来做决定，也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将来赌在那样的异乡。打工给女人带来了什么？刘斌的出现和她的包，正如20年前我对洋气和时髦的刻板印象，所以一厢情愿以为这是衣锦还乡。她挣到了钱，钱还了家里的债，盖了新的房子，可离婚的时候“你扒一层走啊”，离婚之后“我没有告诉我娘家人”。
电影的最后，“爸爸妈妈为什么去打工”“为了给你买好吃的”，不禁失笑。留守儿童何止一代。高中的时候人文地理讲人口迁移，老师问，迁移的动力是什么。我说，为了更好的医疗和教育条件。他大笑：“你真以为可以吗？”15岁的我真以为是那样。00年代，袁州区在编教师易明堂一个月挣1000块，在深圳打工的男男女女一个月三四千。十年前，我读过许多社会学调查，说大城市用与他们创造价值并不成比例的报酬买走了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汗水，我以为那是二元体制不可避免的时代落寞。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启明星在区里，易明堂骑着车就可以带秀秀去汽车站见即将远行的刘斌。城和城，本身也相去甚远。放眼今天，大厂和996的出现，我们真的更幸福了吗，我们真的得到了我15岁以为会得到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