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枝裕和的风格化叙事毫无疑问地贯穿了《掮客》这一部电影，那份日本电影中独有的温情被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了电影之中，但是这种保留同时成为了观影者与影评人所共同诟病的焦点，这一“作者烙印”本身构成了观众反对甚至厌倦是枝裕和的原因之一。
是枝裕和书写的困境
在我的观影经验中，我无保留地认同于是枝裕和，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持有的具体的政治立场有多么契和，而是因为我们共同抱有的对底层人群的态度：在是枝裕和的电影中，他一直坚持着对底层人、对在现代评价标准下的弱势者与失败者的关注，并且在此基础上给予弱势者以道德与人性的高度。在这一层面上来说，我认同于他。他的电影总是在书写着底层人（通常是犯了某种罪的底层人）所面临的“法治社会”的指控以及“正规（或曰主流）社会”的排斥，同时他的电影也在书写着这些人面对生存与人性时的两难困境，这种困境在日式小而暖的电影风格下被表现地如此的淋漓尽致、痛彻心扉。
枝裕和的书写困境
《掮客》贯彻了是枝裕和一贯的风格，其中认同与和解无疑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掮客》所希望达成的是执法者与犯法者、上层与下层、男性与女性、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和解，但是实话实说，这种和解的方式似乎难以使人信服。
贯彻整部影片的线索就是五人寻找令他们满意的买主的“旅程”，并且寻找过程本身也是卖者自身之间、买者与卖者之间、 执法者与犯法者之间达成共情的过程。剧情颇为感人而同时又十分关键的转折点在于文素英 、秀珍与年轻刑警在天台上的那段对话，正是这段对话使得秀珍开始反思自己作为法律执行者的合理性，也正是这段剧情交代了两者达成和解的前提。但是问题在于，这一交代并不能说服我。似乎不是素英不幸的经历改变了秀珍的想法，而是那句台词 “出生之前杀了他就不是罪了吗” ，在我看来这不是情到深处时的真情流露，而是一句冰冷而又无力的政治宣言：问题的核心不再是母子间的坚不可摧的情感纽带，而是对西方社会长久以来的社会运动所包含的内在逻辑的搬演，一场围绕着“胎儿的命也是命”这一主题的示威。而颇具讽刺意味的地方在于，这句台词为之后的剧情提供了可能性，甚至为整部影片的叙事提供了合法性前提——就算让孩子成为孤儿（或将孩子卖出）也不能堕胎，这对于一个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电影来说显得无比荒诞，同时又无比“下头”。影片所达成的最大的和解：执法者与犯法者的和解正是在这一荒谬的基础上达成的，也就是在影片刚刚过半的这一刻开始，其后的剧情便不再能够使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了，因为共情的基础在这一刻变得摇摇欲坠。
这似乎正是是枝裕和在将自己的追求（不论是艺术的还是社会的）付诸实践时所必然面对的书写困境，这种困境来自于其所表现的社会边缘人的行为根本无法与主流社会的道德标准通约，其对底层人的温情根本无法用“正常逻辑”解释，更无法被“正常人”理解与包容，所以当其试图利用电影这一媒介完成关于底层人的困境式书写时，当其试图用可被接受的逻辑来理解底层人在困境时刻的互相帮扶与款款温情时，所有的辩护也就都变成了某种无力的呻吟，而呻吟声被大众或曰电影的主要消费者（中产）本能地指认为某种刺耳的噪音。
这，在我看来，便是是枝裕和的书写困境。
这一困境是否说明他已然江郎才尽了呢？是否说明是枝裕和的风格已然无法承载其所希望承载的社会功能了呢？
希望不是如此吧。
女性、孩童、和解的不可能
影片开始于一个大雨倾盆的深夜， 文素英（李知恩 饰）走上了坡路，将孩子放在 “婴儿暂存箱” 前的地面上，并在片刻的注视之后起身离去，在远处停着的车中观看的刑警秀珍（裴斗娜 饰）以俯视的视角目睹了这一切，并上前将孩子从地上抱起放入了“暂存箱”中。影片在开始之处就于视觉层面上结构了鲜明的地位权力差异：素英在最底层，婴儿收养机构中的人在中间，秀珍及年轻的李刑警（李珠英 饰）处在最高层；而且正是刑警（执法者）希望救助孩童的这一举动开启了整篇故事。
男性与女性的和解贯穿于整场旅行之中，高潮发生在那个不无温馨感的酒店房间里，当素英在小海进的要求下对全屋人说出 “谢谢你降生在这个世界”时，故事在近乎于无声之中达到了高潮。但是高潮同时意味着掉落的开始，在紧跟而来的人口买卖中， 东秀（姜栋元 饰）被捕，法律正义得到了施展，秀珍收养了羽星，那个试图通过非法人口买卖获得羽星的夫妻与羽星秀珍一直保持着良好且密切的联系，最后影片结尾处，出狱后的素英与其他人在相铉（宋康昊 饰）的破旧的面包车上相聚，影片达成了一个完满的大团圆结局。
从故事的发展脉络中我们能够清晰的读出女性的力量，以及女性对和解的推动作用。是素英与警探们的共情达成了执法者与犯法者的和解，是素英的困难局面促使东秀达成了其与抛弃他的亲生母亲的和解，是老婆对素英（女性）的理解达成了卖者与卖者（象征着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和解……在这一层面上来说，女性的力量在公共议题中得以展现并且成为发展的主导性力量。
但是电影在视觉层面上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大团圆结局，那个充满暖意的画面仅仅存在在我们的现象之中，我们只能通过素英最后发现目标后的奔跑以及素英手中的合照被挂在车内的后视镜上等这些细节勉强指认出这一大团圆结局，但是这一结局真正实现了吗？“一家人”真的团聚了吗？我们不得而知了。导演似乎不忍心将他们拆散，但同时又在通过使这种大团圆结局变得虚无飘渺从而“善意地”提示着我们和解与完美结局的不可能。
这是否说明是枝裕和已经意识到了他所处的困境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