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个体来或，不可抗拒的慢性死亡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故事：财富和资源可以让身后人过的更好，却不会改变当事人自己在漫长的痛苦中坐以待毙的绝对境遇。还原到这一步，死亡对个体是平等的。

一旦换以家庭而论，死亡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故事，对尘肺病人家庭来说尤其如此。那是一场不公、贫穷与死亡的彼此奔赴、螺旋坠落：因为家贫而做苦工，因为苦工患病而死，家庭随之进入愈发贫穷的下一个循环。可见死亡在尘肺病人自己是结束，在病人家庭，只是新的噩梦之始。

在个体的故事和家庭的故事之间，导演李维更多“悬置”了前者——“悬置”也是导演本人在映后交流中自己的提法，本指将尘肺病人大章这个他难以面对也无法有效交流的主人公虚化，把焦点更多放在大章家庭成员身上——显然个体的故事更接近人类一般遭遇，而家庭的故事才更多具备该题材应有的特殊。

我们会记住三个幼小的孩子在父亲火化现场就是一言不发的懵懂眼神，会记住大女儿在父亲身后训斥玩泥巴的弟弟，会记住她在片末虚化到什么都看不见的背景中的呼唤与吞咽，正如我们想要忘却大章生前有意无意与躲在镜头后的拍摄者（常常是导演自己）的对视。

然而，中国尘肺病人的家庭故事甚至也是一样的，比如，无法触碰的维权，无以为继的生计，以及，在他们身后，往往会有一个无法承受而无声出走的妻子。

这固然是《尘默呼吸》的创作困境，其中也暗藏着催迫人心的力量：观者知道，这毫不意外、戏剧性匮乏到逼仄的“情节”，恰是故事之外千百个故事驶上的同一条轨道，悲剧将按照班次轰然而至，一再碾压良知。

面对死亡，生于94年的导演是年轻的。面对纪录片创作，李维已然相当老练，他克制又自信，明白创作纪录片犹如信仰笃定的人在黑暗中摸索，就算没有见过真义的面目，仍会在那一刻到来时毫不犹疑地迎向光芒。

某天，久未进食、大半身肿胀的主人公大章，请老母亲做一碗绿豆稀饭，他一边坐在床边吩咐她开窗，一边说绿豆有十几颗就好。

李维明白，这就是他想要拍到但未发生时并不知道会是怎样的那一刻，纪录片人特有的关于“真实”的直觉，驱动镜头抓住了这场死亡叙事必需的秘密。这个片子有了它，差不多就成了。

但他当时并不知道，那一刻也是死亡在完成它自己的叙述。一切的漫长死亡都是黑暗的，这场黑暗中的微光，几乎都是一个看似漫不经心的小插曲，这个小插曲可以是一个放弃进食的人对一碗绿豆稀饭的念想，可以是一个晚期病人对冬日斜阳一寸一寸的追随，也可以是《步履不停》中莫名飞进屋的那只蝴蝶。一个人下意识用尽最后的生命力去迎接一点没什么意义的意外，这就是它的意义，也是死神唯一的怜悯。这一刻之后的时间不一定很短，一定不会很长。

《尘默呼吸》最终并没有拍到主人公大章咽气，事实上那一刻大章是在亲人们近在咫尺的不察中独自死去的，这也是一切死亡的本来面目，无论如何被簇拥，逝者都是在独行。正如李维所说，尘肺病人大章死在夏天而不是更常见的冬天多少让他感到意外，但并不觉得作品因此而有遗憾。这个卑微生命的隐秘诀别，已经得到了记录，并将长久留存在人类饱含勇气的自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