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曾问我：“在上世纪，是否曾有从西德反向逃往东德的人呢？”
我一时语塞。因为以前听到的那些动人的故事，大多都与反抗、理想和自由有关，好像只有由东向西的逃离才符合逻辑。
但我忘记了还有这一些人，他们在西德被“钓鱼执法”、被投入监牢。或许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曾动过这样的念头吧。
......德国刑法175条，“性悖论法”，在这个政治体制反复摆荡的国度却延续执行了123年。从帝国时期，到魏玛共和，到纳粹专政，到联邦德国，再到两德统一。意识形态极度对立的政党们，在这个问题上却找到了某种“共识”。以至于那些同性恋者在战后，刚刚从集中营解救，随后便带着被迫害的烙印和伤疤，“无缝接轨”转运到西德的监狱继续服刑，丝毫没有喘息的机会。
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并不以抗争为主题，但狱中的温情拼接起来，却是对这套制度无声的讽刺和控诉。
监狱里走音破败的教会唱诗班，变成了两人初次“约会”一起观看的演出。
......违反监规，夜晚露宿的惩罚，变成了两人难得温存的机会。
......牢房里的圣经书，变成了两人互传心意的工具。
...因同志关系入狱的他们，却在狱中一次次犯罪。失去自由的惩戒是为了让人悔改，可当罪名根本就没有改正的机会，或者本身不存在需要悔过的地方时，又该如何？
所以，他一次次的犯罪，好像是这一取向“不可救药”的证明。
P.S.
一般国家同志权利发展的过程，往往会走过刑法除罪、婚姻平权与社会认同的阶段。
每个历程都谈不上容易，伴随着斗争与妥协。好比德国，历经数次修法才缓步完成了除罪化；在台湾地区，以反复斟酌、极度谨慎的措辞才确立了法律上同志伴侣的权益；而社会认同这一阶段，依旧只在欧美国家才谈得上有初步的实现。
可我国仿佛总在不经意间，以意外的方式完成了进展。初衷从未考虑过性少数群体的权益，事实上却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进步，颇有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
就好像，1997年，我们国家意外地实现了除罪化。为纠正特殊时期的错误，在这一年刑法取消了“流氓罪”。本为了确保不再出现“男女两步舞即为流氓”的荒谬判例，却在不知不觉中将同样装在这一口袋罪名中的同志群体解放了出来。
2020年，我们国家意外地部分实现了同志伴侣权益的保障。民法典颁布的“意定监护”，原本是为了保护独居老人，让紧急情况发生时缔结监护权的其他人可以代为做出决定；不经意间，却成为同志伴侣实现婚姻部分权利的一种途径。当然，这离真正的婚姻平权还差得很远很远。但相比过往法律上的一片空白，也算得上是一个进步。
但终究是要抛开天真，面对现实。这样不知不觉的意外，还能有多少？当争取的权利进入“深水区”，乃至“雷区”，单靠这样的“意外”还有用吗？
更何况，社会上的认同，怕是更遥遥无期。
自行车的车身上贴的彩虹色涂饰，在车主同学离开时被保安偷偷揭下；
仅在楼梯口留几面彩虹旗，供同学自取的学姐，被学工晚上约谈，被辅导员威胁退学；
剪辑517专题视频的同学接到了Police的电话，被要求删除数据，怀疑学校安插了“信息员”混入社团群中默默举报；
以上的事情，就发生在近一个月，发生在全国Top 2的高校内。
倘若这样号称最“优秀”、最开放的环境中都不曾有包容，他们又能期许在什么时候，一切能变好呢？
——但我们至少可以尝试，尝试为他们发声。如果留下彩虹旗被视作大逆不道的违纪，那留下些白纸供同学们取用总是无罪的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