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格斯·兰斯莫斯诡谲的镜头下，《可怜的东西》披着女性主义外衣进行了一场危险的父权游戏。这部将弗兰肯斯坦叙事嫁接在女性身体上的黑色寓言，犹如实验室里精心调配的化学试剂，在蒸汽朋克美学的烧瓶中翻涌着可疑的粉红色泡沫。
贝拉（艾玛·斯通饰）被男性科学家灌注成年女性大脑的婴儿式觉醒，本质上仍是男性造物主对女性认知的暴力殖民。当她的性启蒙被呈现为妓院里的蒙太奇狂欢，当她的思想觉醒必须通过周游世界的男性凝视来完成，影片的激进姿态便暴露出根深蒂固的悖论——这场所谓的女性意识革命，始终运行在男性设计的程序代码里。
兰斯莫斯惯用的高饱和色调成为新型的视觉暴力，那些刻意扭曲的鱼眼镜头与倾斜构图，将女性身体异化成可供把玩的猎奇展品。贝拉抽搐的舞蹈、夸张的肢体语言与其说是女性生命力的迸发，不如说是导演手术刀下的提线木偶表演。即便在反抗父权压迫的高潮时刻，女性角色的觉醒依然需要通过击倒男性象征（律师、科学家、军官）来完成，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逻辑本身，就是父权话语体系的镜像投射。
影片确实提供了令人惊叹的视觉创意，维多利亚时代的蒸汽机械与生物朋克的嫁接制造出迷幻的叙事空间。艾玛·斯通用她弹簧般伸缩的肢体语言，在男性设定的剧本夹缝中撕开些许真实的生命痛感。但当镜头贪婪舔舐女性胴体时，当女性意识觉醒必须依赖男性启蒙时，这部看似先锋的电影，终究沦为了父权实验室里一具精致的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