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原型人物Dr. Ann Burgess谈谈Wendy的角色塑造

对比原著，《凝视深渊》中涉及很多70s的女性处境，在这方面《心灵猎人》依然不够重视。安·伯吉斯是强奸领域的研究先驱，正是强奸研究启发她对犯罪心理的兴趣，电视剧却完全省略了前史。

首先是人物专业的改变，伯吉斯博士的专业是护理，而剧中改为了心理学。伯吉斯认为这种改编是因为大部分观众不太懂护理，让Wendy主修心理学能显得她更专业。但据《凝视深渊》中伯吉斯的自述，对强奸罪犯与受害者的临床护理是其转向犯罪心理的切入点。伯吉斯在医院实习期间，通过护理精神病人得以深入研究强奸行为：如她接触到的强奸犯男性精神病，在与之谈话的过程中永远在试图控制她；而女性精神病往往因被侵犯而受到创伤，这种创伤难以言说甚至长期受到指责，进而精神失常。早在70s，伯吉斯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强奸行为的本质不在于“性”，而在于“控制”：

受害者和犯罪者是同一故事的两面；而那些男性患者，则让我看到了‘控制’这一要素的深远影响。是‘控制’——或者说缺乏控制——令女性很少公开谈论自身的创伤。正因如此，几十年来，关于性暴力的心理分析——流行的理论是女性因为着装或幻想被强奸而导致她们受到侵犯——尽管毫无道理，却从未受到质疑。‘控制’导致‘耻辱’，而‘耻辱’则让人们对问题守口如瓶。总之，没有人关心受害者的想法。

这种认识是伯吉斯想要研究受害者与犯罪者动态关系的起点，但当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德高望重”的男导师、男同事时，他们却不屑一顾，认为这项研究毫无价值，会影响她拿到终身教职。（剧中这一段情节改为了Wendy和女导师的对话）。在70s，所谓“女护士”常被视为洋娃娃一样的职业或医生的附庸，强奸罪则是低级犯罪，受害者要么因为屈辱而不敢报警，要么报警后被认为是穿着暴露或咎由自取。在这种处境下，伯吉斯毅然离开了医院，来到波士顿学院，与社会学方向的琳达·霍姆斯特龙合作，从受害者心理出发研究强奸行为。她们于1973年和1974年先后发表了《急诊室中的强奸受害者》和《强奸创伤综合征》两篇论文，使强奸受害者的心理创伤第一次有了学术名称——强奸创伤综合征，并根据对暴力行为中“控制”的理解进行心理治疗。

《心灵猎人》在剧中省略了伯吉斯博士研究强奸行为的前史，也改变了专业背景。剧中Wendy在协助行为科学部门前，她的研究对象是所谓“白领罪犯”，而不是强奸犯，她在S1E3出场时，编剧一笔带过了其研究背景，观众对她是缺乏了解的。在原型故事中，伯吉斯正是因这两篇论文引起了FBI的注意，才由此展开了与行为科学部门的合作。此外，正是由于她是从研究受害者的心理入手，才对日后侧写连环杀手形象极有帮助：在有些案件中，犯罪者过于聪明或滴水不漏，仅侧写罪犯是不够的，而是要将受害者当作映射犯罪者的镜子，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被选择。这一手法成为S2侦破亚特兰大案件的重点，Holden反复向警员强调应根据受害者类型分类，实际上这一点的来源正包括伯吉斯博士的强奸研究。

因此，我认为这种省略挺可惜的，伯吉斯的研究背景不仅提供渊源上的补充，也是其身为女性最具价值的性别视角，这一点比起目前剧中所安排的女同身份要有力得多。

在回忆FBI工作经历时，安·伯吉斯以“局外人”身份对70s崇尚阳刚之气的FBI进行了审视：既作为女性，也作为学者。

《心灵猎人》展现了部分Wendy游离于行为科学部门的工作细节：如S1中当Holden 的录音带被匿名举报时，Bill第一个怀疑的就是Wendy，这是一种典型的基于男性探员小团体而对外来者天然的不信任；S2中当Wendy被邀请去新上司家中的酒局，她直接面临了针对女性的职场性骚扰。

《凝视深渊》中包括更多70s女性在FBI的职场处境，剧集完全可以在细节上做得更丰富。安·伯吉斯在回忆约翰·道格拉斯（即Holden的原型人物）时，提及他喜欢用各式各样的小测验评估同事，其中的潜台词是认为女性无法适应凶杀场景的刻板印象。当某一次道格拉斯让她根据凶杀现场照片进行侧写时，她意识到她的侧写是否符合道格拉斯的预期是次要的，道格拉斯考察的重点是她面对凶杀场景的情绪波动。对应剧中，Wendy和Holden之间并不存在这种“我考考你”的关系，相反，剧集一开始就让Wendy成为在领域内更专业、经验更丰富的形象，从而使Holden成为了学习、崇拜Wendy的一方。这种做法无疑更现代，但也是对70s女性处境的一种回避。

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是其他女性同事对伯吉斯的态度，当伯吉斯博士初到FBI时，她意识到自己几乎是FBI中唯一一个接近于探员身份的女性，而其他女同事一般都是秘书或者打字员。她感到自己和她们之间有一种距离感，这些女职员在远处好奇地观察着她。伯吉斯博士的这一观察揭示了70s女性只能从事辅助性边缘工作的现状，当一提及FBI中的女性，现代观众立刻想到的可能是《沉默的羔羊》中与汉尼拔灵魂共振、斗智斗勇的史达琳，但现实中的女性可能只是女秘书或女打字员而已。在70s，人们默认FBI探员＝西装革履剃着平头的男探员，以至于当伯吉斯博士有一次被派往现场与受害者谈话时，地方警局怀疑她是冒充的，向FBI打电话报告此事：

我接到了警局打来的紧急电话，说有个女人在冒充联邦调查局探员。

这就是70s男性主导下的FBI，这种性别气质不仅仅是因当时女性在职场上的弱势地位，也和胡佛主导下的将公共关系视为核心的形象工程有关。伯吉斯认为：

（胡佛）倾注心力经营着联邦调查局在新闻和流行文化中的形象——铁面无私的执法铁汉（G-man），在命名方式上模仿蝙蝠侠和超人等超级英雄。胡佛的创意将联邦调查局塑造成了美国人的偶像。

这种性别气质使胡佛王国下的FBI盛行保守之风与官僚主义，《心灵猎人》在这方面的潜文本做得还是很扎实的。在S2中我们可以看到行为科学部门直属领导的换届，当前领导将自己的下台归咎于Holden的过失时，他实际上只是在为自己被FBI变革之风抛下所找的借口而已。1972年胡佛去世，FBI也开始了改革，这也正是行为科学部门得以发展的前置条件。在伯吉斯的观察中，胡佛遗风依然在影响着探员们，如行为科学部门的不少同事会被自己的“面子”影响侧写判断，这点在剧中由日益偏执的Holden展现。但总体来说，行为科学部在整体上游离于官僚体系之外，其中的侧写师们普遍反感官僚作风——这是伯吉斯作为女性可以融入其中的原因，而她独特的身份也成为了制衡的力量。

在我看来，伯吉斯先天具备的性别叙事和观察角度是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材料，但《心灵猎人》在细节方面不够扎实，选择性回避了女性在FBI的职场处境。尽管《心灵猎人》是一部年代剧，它在政治、经济、种族等方面力图还原70s的风貌，却在性别议题上做了现代化处理。和原型人物对比，伯吉斯拥有传统的家庭关系，她是一位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而我们看到的Wendy是一个可以在学术界出柜的女同性恋者。在来到FBI后，虽然她选择隐瞒自己的女同身份，却依然能完全自由地探索自己的感情生活。职场上，她从精神上引领着Holden与Bill，与他们出于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这种处理虽然成功塑造了一位独立、先锋的女性探员形象，却也无意识地回避、忽略了女性在70s的真实处境。

也许是因为剧集和现实的出入，在2024年，安·伯吉斯参与了记录真实历史的纪录片制作，为Wendy这一形象提供了更丰富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