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隐入尘烟》讲述了西北农村两个被家庭抛弃的人相濡以沫度过一生的故事。作者着眼于乡村弱势群体的命运，以冬春夏秋的四季变换，讲述了马有铁和曹贵英从婚后一年到死去的生活变化。在歌颂底层劳动人民的勤劳善良品质的同时，也刻画了他们的生存困境，表达了对农村生活境况的关心。本文从农村阶级的话语权力和农村的空间属性两个方面阐释《隐入尘烟》的主题和农民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隐入尘烟》；话语；空间
《隐入尘烟》入围今年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是今年唯一一部入围欧洲三大主竞赛的华语影片。在乏善可陈的暑期档里，它以少见的农村题材引起关注和热议：部分网友指责该电影歌颂苦难，消费了乡村这一叙事资源。而笔者认为，导演刻画农民命运时，也表达了对现代化进程的批判。
一、话语的缺失
《话语的秩序》中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提出“话语即权力”。失去了话语就失去了权力。福柯说：“我认为，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正是各种力量关系的旋转柱石永不停歇地通过它们不平等的关系引出各种局部的和不稳定的权力形态。”福柯所言的“权力”不仅是指宏观权力，更是一种渗透于社会实践主体之中的、难以被人们感知，却又无所不在的“支配人体的政治技术”。这种权力在压榨有铁劳动的同时，也剥夺了贵英的尊严。
（一）家庭关系中的失声
电影开始，有铁初出场是从马有铜家的院子里走进房间内吃饭，穿过了门前，镜头给到了摞成墙的红砖。“砖”与“土”是对比，也是隐喻。如果说“土”代表了农耕文明，“砖”的普及则意味着城市化后的工业文明。中国城镇化以后，形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市对乡村是排斥的，但由于城市掌握了话语权，农村只能被动地接受由城市主导的社会分配和规划。这种“支配——被支配”的权力关系也体现在了有铜和有铁身上。
无疑，有铜和有铁本是一母同胞，但随着二人长大，有铜对有铁而言却变成了压榨者的存在。同为一家人，有铜并没有“先富带动后富”，甚至从有铁出场到死亡，一直在对他进行吸血。有铁结婚时，老三没有进行任何帮忙，反而在搬儿子结婚要用的家具时，喊有铁来干活。有铁无偿劳动，却还被嫌弃驴车速度慢，“牙长的一截路，你走到天黑，天黑前爬也爬回来了吧！”有铁一言不发。有铜毫无顾忌地流露自己的势利，儿子结婚，也没有喊弟弟夫妻来吃席，只在宴席后带来残羹冷炙。他明明有多余的砖头，但在有铁盖房时，没有给老四进行任何经济上的、人力上的帮忙。面对这种不公和盘剥，有铁始终是沉默的。
贵英也是相同。她提及往事，由于给了疯子一个馒头，被哥嫂打到十五天下不了地。面对家暴，她身体上因疾病无法进行反抗，认知里也没有法律意识。她依附于哥嫂生活，没有诉说对象，精神上只有承受，只能在嫁给有铁后，和丈夫提到共同的话题，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往事。面对暴力、歧视，贵英也是无法发声的。
福柯给话语赋予了社会主体性，从而使话语对社会实践主体具有支配意志。把话语作为说话者主体自身的一部分延展到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一部分。有铁和贵英作为边缘人，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是失声的，也因此一直处于被控制、被支配的地位。
（二）社会剥削中失声
电影中所体现的最直接的剥削就是对有铁的抽血。抽血对权力关系的比喻在电影中非常直白：穷人的血是不值钱的。有铁抽血给农场主张永福，让人想到《活着》中有庆抽血给县长夫人。一个时代过去了，医疗进步了，农民也没有因为抽血出事。然而，鲁迅揭露的“吃人”的社会现实还依然存在。
在前两次被抽血时，贵英心疼有铁，竭力喊“不抽了”，虽然表达了愿望，可是在张永福之子面前，她的声音是不作数的。张永福对马有铁的压榨意味着商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对农民劳动的剥削。他需要马有铁的血，非旦没有知恩图报，反而挟恩求报。当贵英已经表达了“不抽了，这次再不去了”，张永福儿子问：“大衣合适吗？”他并没有直接拒绝说“不可以”，而是转而问自己花钱送的东西，提醒有铁：你欠着我的钱。福柯认为，话语的制造和形塑是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力量相互角力的结果。张永福之子以“你欠我钱”的权威，把贵英的排斥与抗拒打压下去，道德上绑架了有铁继续献血。
第三次抽血时，贵英跟护士说“抽满了别抽了”，护士起身站在张永福儿子身后。这一举动也是现实隐喻。从冬末到夏初，有铁一共抽了三次血。
然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九条规定：两次采集间隔不少于六个月。护士是这里最熟悉采血程序的人，也是最知道“熊猫血”价值的人，可是需要血的是张永福，献血的是农民马有铁，护士站在了有权有势的张永福一边。“皇权不下县”可见如是。也因此，他们自身的利益始终处于一种被挤压的状态。更残酷的却是，因为失声，连这种失权也不被看见，不会被听到，也不会被停止。
电影中多次展现了贫穷所面临的问题：因为贫穷所以失声，也因为失声而更加贫穷。这两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伴随着经济上的挤压，人的体面也无形之中被剥夺。小摊商贩把大衣从四百降到一百，有铁依然买不起，被嘲讽“没钱买啥衣裳呢”。张永福之子游刃有余地把价格压到了八十。这件大衣遮住了贵英的屁股，就遮挡了贵英的窘境。钱可以带来体面。可是冬天过去，随着天气变暖，厚大衣又显得不合时宜。体面也随时会失去。体面与财富挂钩，而财富分配又与空间划分息息相关。
二、空间划分
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在《空间与政治》一书中提出：“空间即是权力”，拥有空间就捕有了支配空间的权力。电影名为《隐入尘烟》，“尘烟”就是一个限定性的空间，是片尾土房子被推倒后的滚滚尘烟。主人公生活在西北甘肃张掖的普通农村，西北相对于富庶的南方而言已代表了经济不发达，而西北的农村更是代表了贫瘠，它非但不是桃源一样的世外理想居所，更意味着落后。此外，农民马有铁和残疾人曹贵英在这样的农村，又是村里最穷的边缘人，在身份上有了三层弱势。
（一）生存上的艰难
列斐伏尔继承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空间是一种生产，同时也是一种生产方式：“交换的网络、原材料和能源的流动，构成了空间，并由空间决定。这种生产方式，这种产品，与生产力、技术、知识、作为一种模式的劳动的社会分工、自然、国家以及上层建筑，都是分不开的。”空间本是一种中性的存在，却被作为工具性的隔离，划分身份、等级和制度。主人公在不同的空间，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电影中共有十三次“吃”的场景：通过这些场景可以发现，第一，吃饭时无论是否有菜，主人公一直都只吃主食，即使饭桌上有菜和肉。例外情况是一次意外抓到鱼来烤，但这又是不稳定的，此外就是贵英生病后和有铁死前吃了个鸡蛋。第二，有铁和贵英在别人家里吃饭时，都是沉默的，互相之间也一言不发。只有在自己的空间时，才放松和从容。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空间概念，认为空间与人是互动的关系，人生活在空间之中，人改变着空间，空间也在塑造着人本身。真正表现吃的画面，都是只有有铁和贵英两人，因为有菜有肉的地方，都是他处。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柏林电影节上播放的131分钟版本，大陆版本有133分钟。多出的两分钟是在片尾，有铁的房子被推倒，旁边的邻居对马有铜说：“老四跟着你去住，这也是他新生活的开始。”在演员表后的一行小字上写着“2011年冬，老四马有铁在政府和热心市民的帮助下乔迁新居，过上了新生活”，然而这行标注反而显露出欲盖弥彰。此前张永福之子每次开着宝马过来都是找有铁抽血，这次来这只是为了看房子拆迁吗？有铁很珍爱驴，会放弃这么多年的伙伴，去老三家里住吗？以及，老三连儿子结婚都不愿意让老四来，会把他带回家并且一个人处理老四的东西吗？有铁之前和村民说话从来都没有回头，却在还了鸡蛋、芋头及种子钱之后，有了唯一一次回望，是告别。吃鸡蛋前，桌子上的水杯旁是一瓶蓝瓶红盖的农药，因此可以推测：有铁死于自杀。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几乎都打上了文化与政治乃至经验的烙印，电影外也可见一斑。在广电威严的审查制度下，角色的生死不完全由编剧和导演决定，也是可以随着空间的移动而商榷的。
（二）精神上的无力
空间带来的影响不但体现在社会生产实践当中，也表现在农民们的文化和精神领域。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人除了有生理上的需求，情感上的需求也是必要的。贵英在嫁给有铁之前“睡在我哥后院的窝棚里”，有铁也是住在哥哥家后院的土胚房，都是在他人的领地，且是附属的空间之中。结婚前过得可怜，所以不对未来抱希望，甚至拍结婚照时也不曾笑。但是当两人成家后，有了房子、粮食、禽畜之后，贵英明显体现出放松。空间上的归属感，带来了心灵上的喜悦，遗憾唯一一次照相没有笑。
由于农村资源的匮乏，对生存的要求大于道德要求，所以人的精神领域往往被忽略。农民的生活方式是播种生命，收割生命。他们本身也从土地生长，被土地养活，因土地上的劳作而更快速地走向衰老和死亡。电影中明白地表达了这一主题：当贵英说掉在地上的馒头脏了，有铁感慨：“啥不是土里生的？啥不是土里长的？土都不嫌弃我们？我们还嫌弃土呢？”尘土既意味着他们身份和社会等级上的低微，也是他们从“尘土”中生长的生命本身。
主人公住的三个家都是土胚房，与之相对的，马有铜的家是砖房、张永福的家是别墅。土胚房对应了驴车，别墅对应着宝马，三个人在生产关系不同的位置，对应三个不同的空间。相比“砖”的结实，“土”是不牢固的。有铁的生命随着年老、疾病逐渐消耗，也可以随着意外而猝亡。土胚房既是他们会被轻易推倒的劳动本身，也意味着更脆弱的精神状态。
夏天屋顶睡觉凉快，有铁在贵英裤子上和自己裤子上栓了绳子，连接住两人的身体。对比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进行栓绳动作的人都是体力强健的男性，但有铁是为了避免两人掉下去，是为对方考虑，丰县男是为了避免对方逃跑，是从自己的性资源和生产资源考虑。后者的悲剧是最直白的恶人恶事，而前者的不幸在于，他们勤劳、善良、朴实，甚至不愿意亏欠别人十个鸡蛋，是普遍意义上的好人，是“完美受害者”，但是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还是活不下去。一个因意外而亡，一个精神垮掉轻生。
历来农村自杀率往往高于城市。有铁的自杀，村民宽慰有铁现在“房子也有了，粮食也有了，一个人过挺好”，但电影的深刻在于，日子比原来好了，他却自杀了。加缪认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每次搬家有铁都重新贴“囍”字，房子里的东西都是实用的，唯一进行装饰的就是这个贴字。“囍”贴在墙上，就隐喻了希望，至贵英死去被换成遗像，象征希望的破灭。
他们于苦难生活中得到了一点甜，这点甜就能够成为精神支柱，让人继续活着。然而这点甜毕竟是建立在苦头上，所以它也是脆弱的，随时会继续被苦难淹没。人也像孱弱的燕子，辛辛苦苦建造的窝，房子推倒，它们的窝也没了；更像沉默的驴，干了一辈子，瘦的皮包骨头，晚景凄凉。农民的生活不是没有诗意，但是小麦长出来的花只有更加短暂易逝，这点诗意完全不够支撑起来黄土的沉重。
三、农村的命运
话语权丢失，空间被挤压，导致弱势者的失权体现在方方面面。从有铁和贵英两人的生命遭际，可以观照农民和农村女性整体的命运轨迹。
（一）农民的命运
导演在讽刺熟人社会“吃人”的权利欺压时，也刻画了“谷贱伤农”的社会现状。1978年包产到户后，农民变成以家庭单位的个体。但有铁的经历让人疑问：农民真的能多劳多得吗？有铁无疑是能干的，他亲手搭建出来土胚房，打造了一个家。贵英也有一双灵巧的手，能用草编织出驴、鸡窝的篱笆。两人勤勤恳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在“收成好”的一年，卖掉了所有粮食和储存的玉米，才得到了3970元的报酬，而当时赊账的种子，就达到1570元。一年到头净收入为2400元，还没有扣除吃喝穿的基本开销。实体经济是财富的根本。张永福的儿子不事生产，家有两辆宝马车，依然厚脸皮要了大衣的钱。而真正埋头干活到腰酸背痛的农民却得到最少的钱，到底为谁辛苦为谁甜？
在马克思看来农业劳动价值萎缩是资本诞生后，工农业和城乡分离必然带来的结果。主人公所生存的这个地方是在人口老龄化的农村，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当马有文翻修房子，让有铁和贵英搬走时说：“村里没人住的房子多着呢。”老人和孩子提供的帮助有限，贵英必然救不上来。分配制度使然，法律是不可侵犯的。吃苦耐劳已经不是出路，个人的努力是无望的，道德是否能够依靠？
主人公所在的环境，算不上民风淳朴，但也绝非貊乡鼠壤，只是农村社会的一个小缩影，有普通的农村里一种普遍的势利：村民面对自己的利益时，集体绑架了有铁去献血，同时也看不惯老三对老四的压榨，表达不满：“让老三使唤了半辈子了，你结婚，他连几桌酒席都没舍得给你摆吗？要不你买几瓶酒我们给你闹个洞房？”同时一起打麻将的村民替有铁解围：“行了，你们别再怂恿了，你们一怂恿买酒，你看，尿都吓出来了。”虽然解除了两人没钱买酒的窘境，但另一方面，他替有铁解围的方式是嘲笑贵英，通过揭露贵英的短。
可怜他们穷而不让还鸡蛋的老妇已算是有人情味，但豆腐心的同时，也刀子嘴，不礼貌；马有文虽然要翻修房子撵走了在这里住的马有铁和曹贵英，但也稍感歉疚，让他们把能用的拿走；当他们从马有文家里搬到了马成万家里，马成万等马有铁盖好房子了才拆迁。宗族亲人也不能给依靠，马有铜对弟弟却没有手足之情，张永福一家甚至是负面形象。人善会被恶人欺也是普通的社会现实。这部电影的主题也并非是刻画人性之恶，而是体现农民的生存困境。
（二）农村女性的命运
贵英患有腿部残疾、尿路疾病，以及生育能力欠缺三种病。被嫌弃几乎贯穿了贵英的一生：家人外人都没有给她留体面和尊严。对贵英的嫌弃，也“连坐”在有铁身上：抽血前的饭桌上，明明她和有铁是客人，并且有铁不会尿失禁，但两人凳子上却都套上了塑料布。借鸡蛋时，被邻居大妈嫌弃“你这个瘟神，咋还把尿尿到凳子上了？”贵英沉默离开，有铁沉默着熟练地拿兜里面的纸擦凳子。大妈依然快人快语对有铁发泄不满：“你那点纸能擦干净吗？”这些对弱势者的羞辱并非是单纯由制度结构造成的，更因为人被看作资源。从贵英出场的相亲就表现出这一点。福柯在《性经验史》第三章论述了婚姻的作用，经济原因是主要的。他指出：“婚姻是个体的生存借以获得普遍价值的这些义务之一。”爱情并非是必需品，生存才是第一要义。
有铁心疼老婆会引起桥头大爷大妈议论，大妈们对比自己的丈夫说：“哪像我们呢？没人疼。”大爷反驳：“谁的女人谁疼。”大妈坚持：“她就是活得比我们好。”女人是第二性，是男人的财产，婚姻也是价值交换，如果女人不能提供劳动也不能提供生育，反而还“疼她”让她做驴车，是少见的。所以，贵英被认为是吃白饭不干活的“闲王”。即使是“疼妻子”的有铁也会因为心疼麦子，所以吵嚷贵英没有把麦剁挑上来，骂她没用：“我就养个驴它也能给我拉车。”贵英难过，只能沉默以对。当人被看作资源，就不会存在等价交换。
有铁用麦子比喻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被风刮来刮去，麦子能说个啥？被飞过的麻雀啄食，麦子能说个啥？被自家驴啃了，麦子能说个啥？被夏天的镰刀割去，麦子能说个啥？”农民是被动的，“说”不了什么，就算“说”，也改变不了什么。也因此，他的认命具有悲壮性。他们被剥削，法律、道德都救不了他们一家，亲情也是淡漠的，虽然有新农村建设等政策，但是对实施和落地欠缺考虑，商品房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缓解矛盾。“精准扶贫”在户籍制度面前只是徒有其表。有铁没有出路，甚至自杀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而言，也算不上反抗。这种消极认命的背后是创作者对农民深切的同情。
四、结语
电影作为公共文化产品，应当展现社会各个群体的生活。我国农民数量达到五亿，并非是边缘群体，农村题材也并非小众，乡村值得被叙述。文艺作品本就该百花齐放，即便《隐入尘烟》只用个人视角展现了个体的命运，但那种人性光辉和精神力量的注入，在今天依然不可或缺。我们需要更多的本土化创作，建构中国电影地域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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