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校本里有一篇散文，蔡翔的《底层》，发表于1995年。作者亲眼目睹上海社会的变迁，主要比较了父辈年轻时的底层，与当今的底层之间巨大的不同，对此他感到很痛心。对他父辈年轻时的生活，也就是作者的儿时，文章是这么写的：

然而在那个时代，贫穷并未导致我的底层的愤怒，相反，他们对国家表示出一种极大的热情和忠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美德。时至今日，我的父母在回忆过去的时候，仍然毫无怨言……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神话中走过，尽管我们贫穷，但是无怨无悔。我们以国家的主人自居，我们与年轻的共和国分享着艰难，我们，全体。

可能真正能引起人们共鸣的部分是这篇文章的后半段，比如：

但是我却恐惧地看到，纯朴和善良，正在我的底层悄悄消失。底层不再恪守它的老派的欲望，对富裕的追求同样导致了人的贪婪……在这个时代，劳动不再神圣，富裕必须依靠投机和掠夺……我已经不再侈谈什么平等和公正，我终于悲哀地发现，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

初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更多的是感动，因为像他这样直抒“面对这样的底层，我心难安”的人文知识分子在我们的时代真的凤毛麟角。然而最近我读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一些有关当代中国经济的读物之后，重看这篇文章有了复杂得多的感受——25年前的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样一种进程成为了历史难以避免的趋势，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感到越来越无力去扭转的。如果那个时候的底层可以用“贪婪”这样的词来形容的话，那么今天“绝望”也许更加恰当。

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不平等并不是一个全社会，或者放小点说，我身边的人都能够正视的问题。你会发现，有的人是没什么同情心的，在某种意义上较为优渥的生活，确实不能给人带来任何思考这类问题的动力；然而那些真正感同身受的人，同样很难以一种比较客观的方式去表达感受，无力会变成愤怒，然后愤怒再变成无力，循环往复。

这就是《寄生虫》在说的事情。

这部电影里，人都是被推着走的：穷人一家不是没有才华，也不是好吃懒做，但是她们就是找不到工作，连折披萨盒赚点糊口钱都会被克扣工资。一块假石头给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这时候男孩的坚决前往、乔装打扮，哪里只是一意孤行的勇敢，分明是四面楚歌的悲壮；在地下室里的头破血流，哪里只是对自己利益的寸步不让，分明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最后挣扎。

富人一家哪里是什么所谓的“资本家”？996的爸爸，焦虑育儿的妈妈，挣扎于高考的女儿，调皮捣蛋、习惯了伪装的儿子；披上了大庄园、上流聚会和葡萄酒的壳，难道就遮掩住了他们生活的压力和负重？昏暗的地下室里，疯疯癫癫老头背后的书架上，全是很高深的技术读物，暗示了他原本中产阶级的身份。我在想，这里是不是有一点隐喻的气息——今天在豪宅里读书品酒的这家人，和地下室里苟且偷生的老两口，这两个家庭之间究竟有多大的距离？

讽刺的是，影片中的很多细节，无论是“坐地铁的人身上的气味”，还是“找一个女儿看不上的穷家教”，都在向我们暗示从穷人到上层中产，已经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阶层鸿沟。富人家对佣人的颐指气使、口中所谓的“边界”，在这个意义上，好像反而成了划定自己身份，在“劣等人”身上获得优越感，从而掩饰自己内心喷涌而出焦虑的一块遮羞布。

我在思考的问题是：对“富人-穷人”之间对立的强调，是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从底层的视角，这没有任何的意义，最多是他们绝望时最后的一搏。像穷人一家那样，永远在“躺平”和“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之间徘徊，总是被最后一根稻草压个半死，歇歇再试试（大概率如影片结尾是徒劳的）；从生活的“还不错”的人的视角，这是一种有优越感的证明，同时也是对阶层下滑伴生恐惧的掩饰；而那些真实“既得利益者”，又有什么动机去渲染这种对立和差距？这些人在哪里，大众既看不到，也不知道。市场化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到底是谁，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可惜没法写在教科书里；退一步讲，就算知道这个答案，对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益处呢？

当然，这种思考有一定将问题简单化的嫌疑。可是基于这样的讨论，我就非常能理解影片末尾那场杀戮的底层逻辑：“因生活难以为继，对社会滋生仇恨转而报复社会”——当我们在新闻里看到这样的例子时，通常并不会有什么同情；然而在电影里，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多出了很强的自卫性质，更重要的是加入了一个“压迫-反抗”的叙事框架。当上述的贫富对立不断被输出和加强，并且赤裸裸地体现在富人一家和穷人一家的境遇反差、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压迫上时，后者的反抗便被赋予了某种正当性，得到了一部分观众的同情。

当我们进一步反思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类似的情况在近几年的社会热点中并不鲜见。当衡水中学某男生在演讲中公开叫嚣“我是一只乡下的土猪，要去拱城市里的白菜”，社会舆论唾骂他在炒作（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在为他发言内容的“不自主性”作辩护，这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他真是一个生活拮据、头脑简单的乡下人，他说不出这样的话。当他在说出这样言论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既扎中了“白菜”圈层人内心的痛点，又雪上加霜式地羞辱了一下“土猪”们。我在想，如果他学聪明一点，把自己包装成“从衡水来‘想拱大城市的白菜’，却在大城市遭遇了各种歧视的小可怜”，很难讲他会不会蹭一波热度。

社会不平等这样的问题，既是人们心里的痛点，也是痒点。戳中痛点的人成为千夫所指，戳中痒点的人收获满满的同情，有的时候就看你怎么表述你的立场。这句话更隐形的含义是：没人有能力改变什么，不然为什么不去改变呢？

就像《寄生虫》最后的结局一样，是那个永远没法从地下室里走出来、见到天日的父亲。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如此。你的居所现在未必是地下室，但你得拼了老命——因为就算是地下室，也是要抢的，何况是你的房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