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充满逻辑悖论。他论述道，法律中，所有人都是同样的个体，因而法律才能实现平等，体现公意，普遍有效，而非出于私意，有所偏颇，导致奴役，丧失自由。为了体现公意，法律只能由公意制定，也就是说，由所有缔结社会契约的公民的统一意志制定。
然而，在实操中，谁能秉持公意，站在大他者的位置书写法律？显然，任何有限理性、困于私利的公民无法胜任。而且共和国内的公民立法会导致逻辑悖论。这类似于“理发师悖论”。理发师宣布：“本人只为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可是，这位理发师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胡子长了，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属于“不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要给自己刮脸，而如果他给自己刮脸呢？他又属于“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不该给自己刮脸。同样，法律高于所有公民，是位于公民之外、加诸公民的律令。制定法律的具体公民在共和国之内，因而必须遵守法律；因为普遍有效的法律高于所有公民，立法者必须不是公民。因此，卢梭认为：立法者必须是富有智慧，心系共和国，因而能领会、引导公意，却置身事外的异乡人。
于是，一个相当怪异的图景出现了。法律规范、塑造公民，是共和国/主权者的基石，却必须由共和国/主权者以外的人制定。这符合外密性，即主体有一个不属于它的、外在于它的、无法被消化的硬核，而这个硬核却是奠基性的。共和国的外密性也颠覆卢梭《社会契约论》中公民自我授权的观念。因为外密性，个体无法真正自我授权，而必须寻求自身之外的事物，确立法律。
那么，美国的法律制度真的实现外密性吗？在联邦政府层面，自里根总统以来，每任总统兑现竞选承诺，推举与自己政见一致的候选人进入大法官序列，以便影响立法。在州政府层面，连财政官员这一类与堕胎法案关系不大的技术官僚，为赢得选票，也不得不提及堕胎议题，因为选民相信，这些州政府高层有实际权利影响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