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没有想到,暌违四年的《歌手》,会以这样的方式重新拉开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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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老太守国门”“叶赫那拉那英氏独战六国联军”……这些评论,恍惚让人回到了2018年,那个结石姐一人之力“横扫”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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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我的朋友也许还记得,我六年前曾全程评论过《歌手2018》,那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季。在当时众人还对结石姐“如临大敌”时,我曾在评论文章中写过:

“八国联军又来了”这次歌手之旅因为多了JessieJ这尊大咖,很多观众都陷入了一种对抗性焦虑。有人觉得,在这种国际大咖面前中国歌手的表现太拿不出手了。有人高呼,要把黄绮珊、林志炫、邓紫棋、韩红、孙楠……请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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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当初很多人说这些人只会飙高音,审美形态落后。现如今人家打上门来了,大家又希望这些“高音大咖”回来撑场面。那这些歌手是来还是不来呢?用段子手的话来讲:我不要面子的呀!值得思考一下的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焦虑。不得不说,自一百八十年前开眼看世界以来,中国人就陷入了一种强国情结里难以自拔。用邓柯老师的话来说:

这几十年间的中国发展得太快。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就在三十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处在美苏两国夹击下的大穷国家。亚洲四小龙随便来个中小企业投资恨不得当地一把手全程作陪,港台随便来个三流剧组都能对国内一线演员吆五喝六的,英法德意日的专家那都高不可攀。不是我们自降身份,而是相比世界,那时的我们真是从工农商军到科教文卫的全方位落后。而如今的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工业产品、基建企业、互联网正在逐步占领着世界,而中国的文化娱乐也搭乘着腾飞的经济,看似一片蓬勃。我们有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盈利的数字音乐平台,有了年度收入世界领先的巡回演唱会,有了冲入了 Billboard 榜单的歌手。华语乐坛正在迅速崛起,一片欣欣向荣。但 JessieJ的到来让人感到了刚刚改革开放时我们发现自己与世界存在着全面且巨大的差距时的无力感——

骨子里的怕落后挨打的思想不仅50-80后,包括90后也未必没有,因为成长中被高年级学长或者巷子里的小混混教做人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对力量的渴望,埋藏在每个人心里。

从现在来看,这种“技不如人”的对抗性焦虑看来也传到00、10一代手里了。

看到微博上网友的倾情呼唤,以及N多歌手“申请出战”,我不由得陷入了一种又是感动又是焦虑的复杂情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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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湖南卫视四年之后重启《歌手》,就是为了营造现在这种又尴尬又火热的局面?以及,现在的问题真的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吗?我们这个乐坛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难道就这么“望洋兴叹”吗?本文试图根据这么多年来乐坛以及文娱市场的发展历史,梳理出清晰的脉络,并给出一个答案。

一、 原来你也在这里

要说评论音综,我确实是老玩家了,二十年前《超级女声》火热的时候我就是评论者之一,十几年前《中国好声音》石破天惊的时候我也写过长文,而《我是歌手》的横空出世自然也少不了我的关注和点评。我曾在文章中评论说:

通常我们认为,05超女开启了选秀/全民狂欢时代,2012中国好声音开启了大片时代。那么,紧随其后的《我是歌手》则类似于港片黄金时代的“邵氏贺岁片”,或者好莱坞的“复仇者联盟”一类的英雄群戏。

而这一切背后追根朔源,不过是几家地方卫视/传媒集团/制作机构好勇斗狠的产物。湖南卫视虽然若干年来秉持着娱乐立台的制作原则和方向,可其核心一直是“草根文化+引进文化”的嫁接式节目生产线。

这种情况一直到《我是歌手》出炉。由于《中国好声音》和灿星系的横空出世,湖南卫视亟需一档品质型音乐节目来捍卫其老大的地位。

《我是歌手》是一个很难定位的节目。从不同时代歌手同台竞技来说,它像穿越剧;从歌手间台上争锋台下撕逼来说,它像宫斗戏;从不同地域、国籍的顶级歌手不断加入来看,又有世锦赛的潜质。

不管如何,既然是个政绩工程,那么《我是歌手》自然要营造一种气吞山河、傲视群雄的氛围。其核心就是每期结尾一众歌手排排坐,面对手握结果的洪导乖乖听候发落的那一幕。本该端坐在台下等着颁奖嘉宾叫出名字的他们,忽然成了一年级小学生,这是芒果这个节目的核心看点之一。

应该说到今天为止,这个格局没有大的改变。从2012《中国好声音》开始的大综艺(综艺工业化)时代,其肇因确实是若干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引发了文化产业的升级和扩张需求,而这形成了上半场的卫视PK的“春秋时代”(大约从2004年到2013年)和下半场的卫视&流媒体争霸的“战国时代”(2014年到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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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场的“春秋时代”最终形成了大概的“春秋五霸”,即湖南卫视,东方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北京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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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半场的“战国时代”就没那么简单了,除了传统的“一超三强”卫视集团(湖南,江浙沪)以外,流媒体的市场占有率与“吸睛度”越来越高,甚至逐渐超过了传统媒体,位居群众视线的C位,如观众耳熟能详的“爱优腾”,背靠湖南的芒果卫视,B站,以及抖音快手等,都越来越在吸引眼球上超过了传统的卫视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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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节目做出特色,与新媒体争夺观众的注意力,就成了传统卫视的头等大事。

在这点上,湖南卫视即便不是最早作出改革的,也是最早的之一。至少,在隔壁浙江卫视依靠《中国好声音》一跃成为稳居前三的一线卫视仅仅半年之后,湖南卫视就拿出了《我是歌手》这样的顶级制作分庭抗礼,并与浙江一起,引领了中国的音乐综艺将近十年之久。

而出于各种原因,《歌手》系列做到了2020年终于“无疾而终”,而隔壁浙江的王牌《中国好声音》也在各种场内场外的因素下在去年走向“穷途末路”。同时,流媒体音综的顶级制作《乐队的夏天》也在去年的第三季之后宣布“一期一会”。一时间,英雄拔剑四顾,居然万里河山一片茫然,大家都不知道前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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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我之前评论《歌手2019》时引用的保罗•亨利•朗在《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的话一样:“最有意义的历史教训之一是,随着新时代而出现的新思想的种子一般总可以在前一时代中找到。风格也是如此。”

二、 找自己

因此,我们还是要到历史中去“追根溯源”,看看《歌手2024》的前世今生究竟为何。

而到了这里,我们立刻会发现,《歌手2024》的最大卖点和看点:直播,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新鲜东西。

在我以前的文章中已经总结过,如果说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源头是1983年春晚上李谷一演唱的《乡恋》的话,那么1983年春晚也同样是中国当代电视综艺的源头。而83年春晚正是以现场直播的形式与观众见面的。其中,舞台、主持人、表演者、现场观众、电视直播、在线互动(当时的观众可以直接打电话点播歌曲,李谷一在当年春晚创纪录的演唱了九首歌,这一纪录至今无人打破)等这些基本元素直到今天的综艺节目也并没有本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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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续的综艺节目,包括歌唱竞技类的“青歌赛”等等,也一样是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呈现的。到了选秀时代开启,无论是湖南卫视如火如荼的“超女快男”,还是东方卫视的“我型我秀”,央视的“梦想中国”等,均是能满足直播条件就一定会用直播,将直播作为这类节目呈现的最“理所应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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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2012年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出世之后,一切的规矩都变了。《中国好声音》是一个录播节目,并且是由专业的制作团队“灿星制作”以“制播分离”的方式,引进了全球最火的“The Voice”节目模式打造的。这个节目对中国电视行业娱乐行业的冲击和影响,无需赘言。即便今天“好声音”已经“折戟沉沙”,它的历史作用我们仍不可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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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好声音”的录播方式,使得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竞技或选秀综艺,而是音乐真人秀。而紧随其后的《我是歌手》则进一步将这个模式提升到了当时的行业天花板。虽然同期也有很多竞争者,但其他竞品无一能动摇这两档节目的影响力和地位。从此以后,每年初的“歌手”系列和年中的“好声音”系列都是观众不能错过的视听盛宴,陪伴我们渡过了一年又一年,无论你是青壮年还是老幼妇孺,无论你是996还是学生,也无论你的性别、年龄、地域、教育背景等,这两档节目都成为了全民的精神食粮,音乐几乎全年无休。

但正因为如此,也让一些问题从开始就埋下了种子,在此以后不断发展并“侵蚀”着这个行业以及音乐本身。

其中之一就是“修音”。当年“好声音”第一季的总决赛直播,让很多观众大跌眼镜:我们在电视里听到的那些名不见经传却个个都有着“神级音准”的素人歌手,原来现场竟是这样!而之后的《我是歌手》第一季总决赛,则把这种质疑推向了高潮,原来不仅仅是素人歌手,连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行业大咖、歌王歌后,现场直播的音准、演唱的实际效果也与录播时有云泥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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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回生二回熟。虽然每一届的总决赛直播总有一个“大现原形”的环节,但观众似乎逐渐也不以为意,还是沉浸到了日常录播时那些“神级现场”中不能自拔。这就牵涉到录播真人秀的第二个节目属性:戏剧本质。

我早就说过,当代综艺基本都是电视剧。所以,它所服从的根本规律并不是专业规律,也不是竞技规则,而是其戏剧属性。而戏剧重要的是角色、人设,以及在此之上构造的情节、氛围和体验,关键是让观众“入戏”。

因此,把握了当代综艺的戏剧本质,就能理解很多本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观众对修音、立人设这些“做戏”的部分不会深究,为什么粉丝生态主宰了真人秀的观众群体,为什么各家卫视要在嘉宾阵容、服化道、音响舞美等等这些软硬件条件上不断升级,甚至到每年的跨年演唱会一夜烧掉十几个亿去拼收视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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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套模式并不是我们首创(更多是从欧美日韩包括港台地区学习来的),也不是我们一家,本也不必要苛责。但它一方面加剧了各家传媒机构,包括卫视、流媒体等的“军备竞赛”,使得大量资源囤积到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而人才培养、作品的孵化这些“行业本源”反而没引起重视;另一方面,粉丝PK、流量当道又进一步恶化了舆论和行业环境,使得中国的综艺行业虽然开启了工业化的康庄大道,但也进入了十年的大内卷,其中各种乱象自不待言。

应该说,湖南卫视还是有很清楚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的。不仅在于率先停掉了自己的王牌栏目《歌手》,还不断试图“推陈出新”,自我革新。相比隔壁将“好声音”这个金字招牌薅成了秃头绵羊,湖南卫视的创新基因还是刻在骨子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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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要先提出的,不是《声生不息》、《时光音乐会》等等试图“接替”《歌手》位置的综艺,而是2018年的一档节目《幻乐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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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各大卫视、流媒体的“军备竞赛”也总有让人疲劳的时候。而以成熟歌手为基底的《歌手》系列则首当其冲。本来成名歌手的人才库就有限,一年又一年的消耗量看上去不多,但积累起来也很惊人,差不多到了第三季《歌手》之后,很快就陷入了“选手荒”。

同时,阵容本来也不是越大越好。在堆积“王炸局”这方面,《歌手》遇到了跟隔壁“好声音”一样的问题。《中国好声音》的选手阵容至今都没有超过第一季的,可谓将“首季即巅峰”演绎地淋漓尽致。而《歌手》的“王炸局”到了第三季就出现了显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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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大家还没有更多的想法。在接下来的《歌手》历程中,湖南卫视能做的就是加强了“控盘”,而这则让节目的戏剧属性进一步加强,以致之后“首场压轴的就是歌王”之类的押题宝典不胫而走。

当然,也有不按“剧本”走的,比如《歌手2018》,最终Jessie J的夺冠打破了几个“定律”,一个是“首期压轴是歌王”,一个是“外国人不能夺冠”,可见《歌手》的现场投票还是比较反映了观众的真实感受,以及湖南卫视的“控盘”也是相对的,更多是为了收视率考虑。

四、 年会不能停

但这种情况久了以后,只能越发加重观众的审美疲劳感,以及让“军备竞赛”越发地难以为继。《歌手2018》之后,这种疲惫感与日俱增,因此我当年在《歌手2019》中途放弃了评论,并提出“不如就这样吧”。而之后的《当打之年》无疑印证了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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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歌手》重启这事儿,我抱着当年看“乔丹复出”的心态,一方面我觉得重启并不意外。另一方面,到底《歌手》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来,我还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这又是缘于对湖南卫视的创新基因以及湖湘文化“霸蛮”属性的信赖,觉得它每次都能“触底反弹”。相比隔壁的不思进取,真的是演绎了什么叫“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楼塌了”。

但创新又绝不是说说就能玩得转了,否则大家也不会“末路狂花钱”直到今天。最终如何,还是得看现场表现。

所以,还是得看实际结果。首先,之前的“网传阵容”又延续了湖南卫视一贯的“王炸局”的传统,又成功吊起了普罗大众的胃口。

不过,最终的名单则让很多望穿秋水的观众感叹“就这??!”颇有《歌手2018》当年初登场时“最差阵容”的帽子。不过,跟当年一样,我依然要唱点反调,来“盘一盘”这个首发阵容里的玄机。

首发名单七人,其中Chanté Moore、Faouzia属于“国际战队”,这是历年来首次在首发阵容中出现两位“国际友人”,是第一个不同寻常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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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华晨宇等歌手也一样唱出了自己的风格,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虽然我写了《华晨宇的危机》一文后,很多华晨宇的粉丝对我颇有微词,觉得我批判了华晨宇;但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我对于《歌手2018》以及以前的华晨宇,基本是肯定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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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的“对手”其实并非没有“破绽”。比如,按照湖南卫视今天公布的第二期歌单,第二场中Chanté Moore要唱《Superwoman》。

这让我想起Jessie J在《歌手2018》中的选歌,就曾被诟病是不是拿了一本《欧美怀旧金曲集》,一首首唱过来的。《Superwoman》是一首老歌了,华语歌手也有翻唱版本,比如王菲、曹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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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了湖南卫视的动机之后,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个预测,他们具体会怎么办。

首先,我认为“各路歌手踊跃报名对抗强敌”这个事在湖南卫视的预料之中。毕竟,如临大敌的局面在2018年就上演过一次。

并且从人员配置上来说,这次一口气来了个两个外国歌手,且从新生代到老将一应俱全,都是全能型选手,主打一个无死角全覆盖,“就是不想让这些华语歌手安生着”。所以从一开始,湖南卫视就做好了“掀桌子”的准备。

简单地说,过去十年大综艺,其肇因本身是市场经济、地方经济的发展,使得各地方、各行业都试图以文化为号角,率先吸引眼球、凝聚实力,向胜利发起冲锋。因此,无论是综艺、影视还是其他文旅产业,主打的基调都是“我们大了,我们强了,我们很好看”。

然而一个音综节目,似乎又让一切“归于原形”。事实上,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应该更有信心正视自己的问题和不足,而不是遮掩。正如“解放思想”的前提是“实事求是”一样。

那既然现在的效果已经体现,并且甚至超出了预期,到底接下来会如何呢?

今天湖南卫视官宣了两组“揭榜歌手”:杭盖和黄宣,部分证实了我之前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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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让人感慨,十年前,张碧晨还是一个在好声音初登场的懵懵懂懂的女孩,而杨坤已经是台下的导师。十年后,他们站在顶级音综的舞台上,对唱饱含着男女情愫爱恋的歌曲。小女孩已经成了中流砥柱,而老歌手依然老当益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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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是李健,当年提出过“音乐不应该像运动会,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某种程度上,十年大音综的音乐竞技,也是追求经济发展的线性发展观的一种映射。虽然这些都有其价值和意义,但除去这些,还有些什么是我们没有重视和值得记取的?

这首合唱歌曲不仅让我感受到了时代的变迁,观众的评论也同样让我再次意识到华语乐坛亘古不变的情感主义内核。这条路自罗大佑开启,又由李宗盛发扬光大,并几十年来由无数歌手前赴后继奠定了基础。我已无意像过去批判芭乐一样,秉持技术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态度对音乐和乐坛耳提面命。因为经过这么些年的体悟,我认识到价值都是相对的,而无论音乐还是其他艺术,其根本的功能还是在于触及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共情和共鸣,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