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弗兰兹》为弗朗索瓦·欧容的导演作品，故事围绕一战之后的德国与法国两个家庭展开。主要角色有汉斯、马格达、阿德里安、弗兰兹以及安娜。但故事的中心落在弗兰兹上，沿着阿德里安和安娜展开。全片采用黑白与彩色交替的影像，既增加与观者的距离感，也更体现片中人物在战争后所面临的支离破碎的世界和心灵。但从影片本身出发，黑白与彩色的变化增添了一丝叙述的不可靠性，为角色创造了追寻“像”的文本空间。“像”不仅可以作为名词指称某物的符号文本化，也可指不同主体在另一主体意识中产生的类似感这一行为或动作，是一个静止的却动态的存在。在此基础上，符号（身份、人物、物品等）几乎参与了人物心理瓦解与重新构建的全过程，也因此逐步深入地引申出接近对自我和真实的矛盾：身份认知、幻象与“现象”、死亡。这些矛盾在阿德里安和安娜之间交互展开，最终帮助安娜确立了一个将意义整合于自身的完满主体。
身份认知： “非我”的符号化
谈及身份则不得不引入自我与符号这两个关键词，而论说自我的形成必定卷入对经验的讨论。按康德的先验论来说，直觉后于物的现身形成，经验则基于直觉对物的再现的反复识别。自我，或理解为“认知为独立个体的反身意识”，恰好在不断的经验累积，不断的对物的识别中成形。赤裸的自我在经验形成中一点点穿上衣服。如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后有了“知识与理性”一般，“我”开始在他人的话语海洋中寻找生存空间，身份则应运而生。身份即自我的“衣服”。
在皮尔斯的符号理论中，符号三分法为重中之重，具体三分为：符号（又称符号再现体），再现对象，解释项。解释项又可以进一步三分为：情感解释项，能量解释项和逻辑解释项。开头所说的“物的再现”可对应符号，而符号呈现在主体意识里的则是再现对象（比如盖茨比眼里的绿光所指的便不只绿光），经过永无止尽的符号释意，主体生成符号解释项。而影片中前半部分将阿德里安的主体模糊化，甚至抹去其主体性，使其符号化为“非我”，这场对主体身份意义的抹杀以及“非我”符号的建立正取决于围绕弗兰兹的符号意指效力。
首先要谈到的是“眼睛”。阿德里安将弗兰兹的眼神描述为“恐惧的，祈求存活的，空洞纯净的”。人们在经历过十八、十九世纪的启蒙与各自的文明传统教化后，民族热情高涨，这正好满足了统治阶级对外扩张和资本争夺的需求。在一个神话与宗教被宣告死亡的时代，民族文化和对传统的自信既是统治阶级控制教化中产以及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手段，也是人们对自身存在与对意义追寻的动力源泉。可战争再次将其“信仰”击溃，人们迎来又一场幻灭。在这样的背景下，所有与“过去”有关的记忆都被符号化，都被“神化”，或是作为一种消解绝望的方式。阿德里安仅仅因为那一个眼神，选择前往德国，寻求原谅，并不惜在过程中抹去自己的主体性，成为“他者”。但“他者”的话语海洋中有民族主义污染，有自我深处的海啸，也有远处袭来的飓风，沉眠的“我”不得安宁，几近窒息。于是阿德里安选择结束对自我的异化，直面叙述背后的真相。从安娜的角度，阿德里安是在弗兰兹生命最后一秒对视的人，正如亨利·詹姆斯在《阿斯彭文稿》中的主角一样，追寻着那个曾和阿斯彭眼神对视过的世界上最后一位存活者；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也曾坦言自己见到曾与歌德对视过的那双眼睛是多么令人心神颤动。因为“眼神”，不光是阿德里安，安娜也成为了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这点将在后面谈到。
接着话题转入“小提琴”与“画”。话到此处符号才正式开始在自我，他者和身份之间周旋。阿德里安喜欢艺术，是一个极具天赋的小提琴手，但战争之后的他再也无法享受音乐。巧合的是，本与他只“一面之缘”的弗兰兹也喜欢演奏小提琴，这是符号转换的另一主要媒介。共享音乐这一艺术媒介，阿德里安通过一步步填充自己对弗兰兹的了解，在汉斯、马格达,、安娜心中叙述出一个善良、勇敢、有艺术细胞的弗兰兹的形象——这也足以让观众相信弗兰兹似乎就是这样的人。故而在面对汉斯和马格达时，阿德里安始终处于一种身份暧昧的状态：成为他所叙述的弗兰兹；成为杀死真实弗兰兹的自己。而成为后者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弗兰兹父母和其未婚妻的悲痛与怒火，更要承受战后两国的身份认同问题。影片中多处表达两国各自中产阶层的固化思维与刻板认知，虽然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从部分西方国家的社会组成结构来看，自中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起，他们就是一股统治阶级始终需要牢牢把握的力量以维护社会和统治的稳定，为殖民与资本扩张大开方便之门。可即便是这样，也仍有大批人感受到战争所带来的不可磨灭的另一层伤痛：意义的崩塌。
《自杀》这幅画在本片中具有多重意义，但也可以说很单一：被“他者身份”淹没的主体。阿德里安则不必多说，通过上文的讨论也能推出为何阿德里安选中这幅画作为其不可靠叙述的一个重要符号。对安娜来讲，影片以安娜为主要视角讲述的就是安娜一层层走出他人的不可靠的叙述，而走出这样的叙述需要极大的勇气与自我认知力，所以最后安娜将自身还原为自身，毫不畏惧地站在他人话语海洋的中心并将其凝结为虚幻的概念性的意义以建构完满的自我身份。但小提琴作为符号对阿德里安而言指涉的是他自己编造的谎言以及他自身对音乐艺术享受能力的丢失；对汉斯和马格达而言那是能够证明弗兰兹曾经存在过的声音，是能给予他们慰藉与快乐的良药；对安娜来说这一符号指代的或许更多，是弗兰兹给她的求婚、是他们的过去、或是突破其身份枷锁的一把钥匙（这一点后文详述）。所有这些符号所指的再现对象一次次显现在主体意识中——符号释意——并产生解释项——情感（汉斯夫妇的“快乐”；安娜的落寞感伤；阿德里安的无奈与满足）、能量（汉斯夫妇认清自我的“罪行”；安娜突破枷锁的勇气；阿德里安揭示真相的勇气）、逻辑（汉斯夫妇鼓励安娜追寻阿德里安；安娜追寻阿德里安；阿德里安还原为自我重归懦弱）。所以在多重身份危机的压迫下，阿德里安在德国期间虽只为汉斯等人演奏了一次，却差点晕倒。
对“像”的追寻：不可靠叙述者的自我还原
本节标题中提到对“像”的追寻，但“像”既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符号系统，也可以解释为不同他者主体在另一主体意识中产生的类似感这一行为或动作，是一个静止的却动态的存在。简单来说，当“我”说出“你好像他”时，虽然“你”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但“你”已然被符号化，同时也正因为“你”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符号化这一结论不变，但内容是动态的。安娜对阿德里安的追寻，恰好是对某一“像”，或某一符号系统，对不在场的意义的追寻。而这一“像”的生成实际上已在上文讨论过了，且正是因为对这样一种意义的追寻，安娜也转变为了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
带上行李，安娜独自一人坐上前往巴黎的火车，车窗外天色忽明忽暗，时而一声尖锐的汽笛声传来，惊醒安娜的幻梦。或许那尖锐刺耳的声音，也暗示了安娜所寻之“像”的幻灭。遇到阿德里安之前，安娜沉浸在弗兰兹的死亡中无法自拔，但时间久了，安娜心中的悲痛已经默默转化了，亦或是与她“作为”汉斯夫妇女儿的身份融合了。这样一个身份反而作为某种符号不断提醒安娜：你的未婚夫是弗兰兹。经过阿德里安的一通谎言后，安娜反而勇敢面对自我，追寻新的生命火花，尽管最后并没有成功，可她却完成了一次不可靠叙述者自我身份的完满重构。
安娜作为不可靠叙述者不光体现在对故事的叙述上，也体现在她对外界事物的感知上，包括在电影结尾出现的那个既像阿德里安，又像弗兰兹的观画者，当然那也可能只是安娜的幻觉。可这一场景由黑白转为彩色，作为观者便可推测其仍为安娜不可靠叙述的一部分。但安娜已还原为自我，走出了他者的叙述谜团。对安娜而言，不光是阿德里安和弗兰兹的故事是虚假的，连弗兰兹这个人的形象或许都被藏在多层叙述下面；从观者的角度来看，阿德里安生性敏感且脆弱，为了请求原谅（或说是自我拯救）的欲望将其转变为了不可靠叙述者；安娜则是为了追寻生命的新火花而转变为不可靠叙述者。安娜不可靠叙述的动机或证据十分充足且确凿，比如对汉斯夫妇的善意谎言、对阿德里安和弗兰兹认知的局限性等。导演弗朗索瓦·欧容的作品也一贯喜欢玩弄不同的叙述手法，带领观众一层一层揭示最后的“真相”，《弗兰兹》当然不例外。上文说到阿德里安此刻已成为了吸引安娜追寻意义的一个“像”，即，阿德里安在安娜眼中与弗兰兹的相像成为了安娜向世界叩问意义的一套符号系统。如果难以理解，且试问：阿德里安与弗兰兹只一面之缘，若非身为不可靠叙述者，何来此般巧合使二人如此相像？
安娜对符号意指的破除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是决定追寻阿德里安，踏上火车的那一刻，安娜走出了“弗兰兹未婚妻”的身份，也意味着弗兰兹作为符号的意指力量已转移到阿德里安身上；第二个是当安娜真正“认识”阿德里安之后与其在火车站吻别，表明安娜也消解了阿德里安作为弗兰兹的“像”的符号。但实际上安娜最后将这两次被消解破除的符号融合了，正如最后坐在安娜身旁的赏画人，又像阿德里安，又像弗兰兹。那一刻安娜可能才意识到，原来不管是对弗兰兹的爱，还是对阿德里安的爱，都只不过是被他者所叙述的形象而被动牵引着的：弗兰兹并不如其信中和父母所说的那般“纯净美好”，阿德里安也并非与他在德国时一般勇敢果断。那个陌生男子的问题似乎也同时来自弗兰兹和阿德里安，而安娜的回答（“它使我有活下去的念头”）也表明她对弗兰兹与阿德里安仅仅作为不可靠叙述下的虚华符号的消解。一层层抽离出他者的叙述后，最后盯着画，也似乎盯着镜头，此刻画面转为彩色。这么说来，《自杀》或隐喻着安娜自主出发寻找意义未果，反倒消解破除了阐释意义的符号——杀死了在他人话语中的自我，使其最终能活在自己可靠的叙述中。
总结（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