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台湾解严前夕，杨德昌创作出了他最“愤怒”的电影——《恐怖分子》
同样将叙事主体聚焦于婚姻和爱情，《恐怖分子》却展现出了和杨导首部长篇《海滩的一天》截然不同的气质。
这是一部充满自我毁灭倾向的电影。故事中没有宁静的海滩，没有不同时代的交错，更没有那种淡然成长的结局。在不到两小时的影片中，杨德昌将镜头聚焦在台北，以他独特的视角展示了城市的狰狞面貌，表达了他对台湾历史和现实的无奈和愤怒。
一、台湾的历史伤痕
《恐怖分子》的故事发生在台北，聚焦在失意上班族李立中、作家周郁芬、单亲混混淑安、以及富二代小强四个人上。其中，两男两女，年轻人和中年人形成了巧妙的对称关系。
淑安和小强两位年轻人，倒映着台湾的历史，成为那个时代无法抹去的伤痕。。
越战期间，许多离开战场的美军来台湾短暂休假，在酒吧、咖啡厅、歌舞厅玩乐，给台湾留下了数千个混血婴儿，便直接回到了美国。
这些孩子自小便失去了父亲的陪伴，其混血儿的长相和破败的家庭更让他们成为了邻里眼中的异类、台湾不得不面对的历史伤痕。
少女淑安，就是一个拥有黑人血统的混血儿。她是国际政治和时代的受害者，是传统儒家观念无法接受的异类。越轨的生活，自始至终都陪伴着她：
她不想面对家中精神紧绷的母亲，也无法得到社会的关注。她时而和朋友一起经营地下赌场，时而胡乱打电话作恶，一转头，又和男友设局玩起了「仙人跳」。
...小强虽然是个富二代，却也在逃避着一个每个家庭、每个适龄男生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征兵。当时的兵役长达三年，如此之长的枯燥训练对20岁左右的年轻人而言，无疑是一段漫长而压抑的时光。
恐惧和逃避的思想弥漫在年轻人中，选择装病和逃跑的人也不在少数。小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选择了离开家庭，走上街头。他把摄影当作一种奢侈的兴趣，通过镜头试图平复内心的不安。每一次快门的按下都是对现实的拒绝，他在图像中寻找自己，并试图找到生命的片刻安宁。
...如果说淑安和小强代表着台湾历史的遗留，那李立中和周郁芬这对夫妻则是杨德昌所刻意塑造的、面对现代性袭来时，个人的两种选择。
医生这个在当代社会相对精英的职业，在杨德昌的描绘中却丝毫没有光辉和体面可言。
李立中身上难以找到真实自我存在的痕迹。医生的职业身份，让他每天陷入相似工作的循环中，生活变得千篇一律；而社会赋予他的丈夫身份，则使他不得不用对妻子空洞的关心维系着家庭的延续。
在这样的身份堆砌中，李立中的真实思想被社会赋予的面具遮掩，他逐渐在沉闷的日常中封锁了自我。
...周郁芬之前也上过班，但她完全无法忍受这种剥削。因此，她果断辞去工作，希望通过创意写作摆脱这种单调、无聊和压抑。
她的写作总是建立在个人经历之上，然而这种经历总有耗尽的一天。当面对婚姻中的重复和丈夫的麻木时，她失去了写作的灵感。
...这对夫妻的婚姻，是和现代话语体系中，那理想的自由恋爱带来的幸福婚姻完全相悖的。他们的婚姻不是爱情的见证，而是一种对双方的束缚，是由社会异化带来的一种缺乏激情的新型“包办”婚姻。
与小强面对的征兵、淑安所承受的不完整家庭一样，这段失败的婚姻也是有多长对社会性压迫的一种象征。
三、真正的“恐怖分子”
台北在杨德昌的镜头下呈现出一种压抑无光的氛围。生活压抑无光，死亡才是解脱的最终办法。
电影开始，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台北，街头躺着的尸体、警车警铃的轰鸣和枪战声交织在一起，迅速构筑起电影中沉重的氛围。
巨大的油库伫立在画面中央，宣示着现代科技对于自然界的征服；由一幅幅小照片拼凑成的巨大肖像，将个体切分成若干碎片，随风浮动。在这个台北里，个体很渺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很远。
因此，表面上李立中最后的自杀、周郁芬的独立、乃至小强回到家中者一切都是由淑安一个人偶然性的行动造成的，但实际上，淑安在这里只是一个引子。真正导致他们每个人做这个决定的，实际上是他们每个人都残破不堪的生活。
在愤怒的杨德昌眼里，这个吃人的时代和社会，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