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期间上映的影片中，《万湖会议》）（2022）作为一部全室内戏的低成本战争片脱颖而出，在108分钟内，以一种怪异的冷漠清醒感白描了一场1942年决定600万犹太人生死的会议。在看似客观的上帝视角中，《万湖会议》完美抓住并还原了法西斯主义的残酷逻辑，但这并不是一部没有立场、单纯纪录的影片，影片以独特的审美形式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引导人们对这一历史事件产生个人的、理性的认识。
《万湖会议》作为一部室内电影，对室内陈设及演员造型的设计是一丝不苟的，会议室桌椅纸笔的摆放，一尘不染的餐具，角色笔挺整齐的西服和军装，顶着“教授”称谓的军官优雅的谈吐，军官对贯彻崇高信仰的使命感，无不展现出法西斯美学中优雅的秩序，就连极少数拍摄万湖别墅全景的空镜头，也借傍晚幽蓝天空与湖面的相互映照，体现出无与伦比的闲适优雅，仿佛数位军官被会议主持人海德里希召集至此仅为一场战友聚会。而事实上，众人聚集一堂是为了探讨如何高效地处理和面对大屠杀。影片为残酷的杀戮披上优雅精致的外衣，这种对历史事件的处理方式，与犹太诗人保罗·策兰创作的诗歌《死亡赋格》（1952）艺术性地”处理和面对“大屠杀异曲同工。诗人对自己亲身经验的集中营生活做出浪漫主义的提炼，他轻描淡写地称大屠杀为“更甜蜜地和死亡玩”，创造出“黑牛奶”“云彩中的墓”“化为烟雾升在空中”此类超现实的意象，诗行间不断重复着“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这些新鲜的比喻诱使读者摆脱政治正确下，人们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理所当然的仇恨情绪，引起读者自发思考，从理性而非潜意识层面认识到纳粹暴行的残酷。正如《万湖会议》中对重大历史事件不加任何配乐与灯光的还原手法，影片弃绝大多数战争片传递意识形态时，惯用的气氛渲染及情绪烘托手段，每个镜头都极其冷静克制，起到了同《死亡赋格》一诗相同的作用，这也意味着，《万湖会议》具有像这首诗一样被解读的可能性。
因此，即便影片没有明确表明立场，没有展现任何会议之外的内容，没有表达任何情绪，观众也不能将《万湖会议》简单理解为一部纯粹中立、真实客观的影片。犹太学者苏珊·桑塔格提到“图像不是无辜的”，同样，一部选择在距万湖会议召开八十年后上映的影片，它不可能是中立的，影片通过种种被精心编排的细节,自证了其反思的、批判的立场。法西斯主义是政治上的强权与独裁，法西斯美学是审美上的极端与暴虐，在以往表现德国纳粹军人的影片中，无论出于何种立场，都可以借用如“壮美的画面、宏大的场面、整齐划一、纪律严明的队列、积极向上的乐观情绪”这些典型元素，进行简单又露骨的形象塑造。而《万湖会议》为了达到引起观者理性思考的目的，在还原史实时刻意稀释了法西斯美学的浓度。
在希特勒执政时期的德国，电影沦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附庸，德国女性导演里芬施塔尔在三十年代拍摄了一系列法西斯宣传片，放肆表露着她对绝对力量和美的崇拜。在纪录片《意志的胜利》（1935）中，里芬施塔尔使用大量全景镜头拍摄军队接受阅兵时整齐的动作，交替使用特写镜头拍摄挺拔健硕的军人忠诚坚定的表情，配合激昂的进行曲，受众人仰视的希特勒被赋予神话般的魅力。在纪录片《奥林匹亚》（1938）中，里芬施塔尔将熊熊燃烧的圣火、健美的希腊雕像、裸露健美肌肉的运动员剪辑在一起，成为一组将法西斯美学的展现至极的蒙太奇。尽管她本人并不承认自己属于“平庸之恶”之流，但里芬施塔尔的影像确实将法西斯主义描述成了迷人的、崇高的、神圣的，起到了迷惑人心的煽动作用。即便这些纪录片都是黑白影片，仅凭镜头的运动与组接，也起到了同影片海报上高饱和的红色、黄色一样振奋人心的作用。
相比之下，《万湖会议》对法西斯美学的还原是收敛的，它极力避免自己成为《意志的胜利》那样引发狂热情绪的影片。影片将会议室中集体主义的迷狂置于冷色调的遮蔽，服化道以低饱和的绿色、粉色、蓝色、黑色、褐色为主，看不到夸张的拍摄角度和炫技式的蒙太奇剪辑。影片节奏缓慢，叙事时间同观看时的现实时间重合，观者的注意力被聚集在会议密集的对话上，从而使观者产生一种参会的共时感。但观者只能眼睁睁观看着这场决定600万犹太人生死的会议发生，无力感迫使观者去审视历史、反思当下。这种冷静克制的视觉风格与《意志的胜利》等影片亢奋强烈的风格具有极大差异。可以说，《万湖会议》正是因为意识到法西斯美学的危险性，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为了避免浓郁色彩与抒情剪辑对观者非理性的煽动，才刻意做出对法西斯美学稀释的处理。
...（《意志的胜利》海报，1935）
二战结束后，反战与反极权的思想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潮流，种种由不同国家拍摄的战争题材电影蜂拥而至，或许因为人们意识到了法西斯主义对力量与美的崇拜是危险的，这些电影对法西斯美学典型元素的展示呈夸大与丑化之态，具有一种共同的审丑倾向。在影片《索多玛的120天》（1975）中，帕索里尼通过极端审丑、审恶，解构了法西斯美学所带来的迷狂。苏珊·桑塔格认为纳粹主义者的性欲转变为领袖的魅力臣服和作为信徒的愉悦，因此，在强迫症般的秩序感、宏大感之中，人们仿佛失去主体性成为了没有情欲、肉欲的机器，实现崇高目标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欲望，这使纳粹主义者们看上去无比纯洁，无比禁欲。但在帕索里尼的影片中，纳粹主义者们淫荡不堪、虚伪变态，性倒错及性虐待的情节贯穿始终，这种夸张与丑化的处理方式，确实起到了批判与讽刺的作用。影片《帝国的毁灭》（2004）围绕希特勒自杀前十天讲起，片中的希特勒不像一个占领整个欧洲的元首，而是被塑造成了一个憔悴、疯癫、愚蠢、固执的谢顶老头，这种塑造手法也是审丑倾向的体现。片中一大高潮是希特勒面对众叛亲离的局势时发怒的段落，为了凸显希特勒穷途末路时的无能，扮演者布鲁诺·纲茨表示他曾到精神病院学习、模仿精神病人歇斯底里的状态。这种对希特勒的丑化的确起到了讽刺作用，但因其强戏剧性的表现形式，“元首之怒”一度被纳入“鬼畜”素材，成为众人娱乐调侃的对象。电影《无耻混蛋》（2009）的审丑倾向也十分强烈，昆汀导演对血浆四射的偏爱在这部影片得到释放，其中纳粹军官在酒馆里向他人生殖器开枪，引发了一场激情枪战的段落表明，这虽然是一部战争片，但昆汀毫不考虑情节的合理性，法西斯美学甚至成为他暴力美学的垫脚石。
相比之下，《万湖会议》表现呈现法西斯美学的方式是清新脱俗的，既没有为了讽刺而审丑的倾向，也没有落入“抗德神剧”的俗套。影片中所有法西斯军官谈吐优雅，屠杀被美化过滤成诸如“清理”“清除”“解决”这样的词汇，他们自认为站在正义的一方，扮演者“高贵的野蛮人”，甚至觉得杀死饥饿的犹太人，绝育有雅利安血统伴侣的犹太混血，这样的行为是善良的。在镜头中，演员们生动展现着纳粹军官的高度敬业，每个参会的精英都是怀有崇高信仰以及光荣的历史使命感，毫不质疑纳粹政权所灌输的种族灭绝主张，也从未承受过任何违背道德的心理负担。而之所以《万湖会议》具有批判性，是因为影片借用斯图卡特博士这个角色，打破了观众的心理预期。这位起草对犹太人法律的博士首先以尖锐的、批判的形象出现，他与众人的辩论将会议推向高潮，观众被暗示仿佛这位学者还心中还残存人性的微光，但影片很快告诉观者，这只是幻觉，斯图卡特对同僚的质疑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编写法律的权力。这样残忍冷酷的叙事手法下，影片根本不需要对纳粹军官的恶行进行夸大，也不需要对法西斯美学进行渲染 ，因为这场会议本身已经足够令人错愕、不寒而栗了。
影片将法西斯美学稀释、揉合在视听语言及角色刻画方面，实现了战争电影关于反思与批判的文化功能及影像价值，在2022这个特殊的年份，影片不仅对万湖会议具有八十周年纪念的历史意义，还对现实生活起到警示作用，活生生的生命不能被草率当作物品被清理，更不能像一串数字般被清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