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山鱼谱》的故事背景是1801年发生于朝鲜半岛的辛酉迫害，此时被后世称之为“朝贡贸易体系”的亚洲经贸圈还未土崩瓦解，朝鲜半岛几乎还完全处于中华文化圈的辐射范围之内，整个半岛的社会文化体系依然还是中华文化在外部的延续和应用。与此同时西学东渐之风已经持续两个多世纪，可以说电影中天主教徒丁若铨所受到的冲击和所处的生存困境，既有东西文化碰撞带来的矛盾，也极具传统士大夫特色。
朝鲜半岛的天主教传播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在中国南方活动多年的传教士利玛窦得以进入北京，他隐瞒了自己的传教目的，向朝廷敬献自鸣钟、八音琴和《坤舆万国全图》，由此得到信任，开始了“学术传教”。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自然也受到朝鲜使节的欢迎，他们从北京带回大量汉译西方书籍，大批朝鲜知识分子一面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一面接纳修习天主教。1644年清兵入关，朝鲜的使节之名也由“朝天使”改为“燕行使”，随着进入中国的传教士逐渐增加，北京天主教会发展壮大，燕行使频繁出入天主教堂，甚至接受洗礼，最终在半岛成立朝鲜教会。
实学思潮与理学之争
影片中张昌大年少气盛，言必称《论语》《大学》，一面看不上具体的生产劳动，一面想要通过圣贤书求取功名，令人想起无数明清小说里的人物。儒学发展到明清，主流的性理大全一派，已经逐渐变得迂腐凋敝，人心也暮气沉沉，大多数世俗文人尽管熟读宋代五子的著作，但不过都是把这些书籍当作猎取声名利禄的工具。在西方文明潮流的冲击下，面对扼杀人性的八股取士制度与在现实生产中无处不在的“实用理性”，终于初步形成一种实学思潮，尤其主张经世致用，以实测实学为探索和阐述现实物质世界的主要手段。丁若铨所编的鱼谱，也并非百科全书派那样的基于启蒙思想的实践，而是实学思潮的具体表现。
天主教传播的异数
天主教对于中华文化而言，必然是一种异质文化的存在。早在利玛窦敕居北京期间，他就把侧重点放在传播西学上面，他意识到若无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传播教义必然无法获得最大范围的成功，因此他总结出一套关于在华传教的规则，首要便是遵守中国法度，可用儒学诠释教义。可以说这套“利玛窦规矩”谨慎地没有去试探封建统治集团的底线，而其后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无论国籍，也大都遵守了这一原则。
与中国本土的迂回路径不同，天主教在朝鲜及日本的传播，却激进得多。日本从安土桃山时代开始就有传教士活动，直到江户幕府颁布“禁教令”而引发岛原之乱，是农民阶层不堪重税的反抗，也是扩张迅速的天主教与传统佛教、神道教无可避免的巨大冲突。而在朝鲜辛酉之乱中，甚至出现了黄嗣永帛书事件，信中要求西方帮助朝鲜本地教会发展，希望清廷吞并朝鲜，这一桩由意识形态冲突引起的事件，对朝鲜统治者而言无异于是倒反天罡。
守旧与革新：“士”的困局及其他
作为东亚传统文化的主要负载者，与西方宗教文化不同，践行与发展文化的不是宗教僧侣，而是世俗文化人，也就是“士”这一阶层，他们既要“究天人之际”又要“传道授业解惑”同时还要保持“未知生焉知死”的积极入世态度。与辛酉迫害名为铲除天主教派实为党争一样，历史上居于庙堂的士人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政治的牵连，从先秦屈原到中古苏轼范仲淹乃至到近世，可以说贬谪文化已经是一种标志性的士人符号。
处于东西交点的丁若铨，虽然做的还是到放逐之地讲学授业那一套，但就影片的呈现而言，他所思考和传授的内容已经从君臣父子转向推翻阶级，甚至反抗东亚文化圈。这可以说是“为天地立心”在西学启蒙之下的新阐述，也是作为电影角色而不是历史真人的丁若铨以东亚传统文化为表，而以韩国民族主体性为里的隐晦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