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写的剧评，其中不少观点是与@哈扎尔学会的谈论中成型的，也直接吸收了他对“东北文艺复兴”的“时间错位”“灾变式解读”等等看法，在这里向他致谢。
一、引言：众声喧哗中的漫长季节
2023年五月刚至，一部以东北为背景的悬疑剧作便打破了去年由扫黑大作《狂飙》创下的近五年国产电视剧口碑记录，并在互联网上引起了空前的讨论，这便是由曾执导过同样高口碑的悬疑大剧《隐秘的角落》的导演辛爽、出版过《逍遥游》《冬泳》的“东北三子”之一文学策划班宇，以及有范伟、秦昊等众多实力派演员加盟出演，共同创作出的《漫长的季节》。
《漫长的季节》播出之后，其所具有的镜头诗学，横跨两个时空的案件纠葛，以及东北实力派演员范伟等精湛的演技，均受到了一致的好评，但在其引起的讨论中最有思想史谱系意识的，却无疑是将其纳入所谓“东北文艺复兴”思潮之中，视这部剧为东北话语在经历以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东北三子”为代表的“小说阶段”与以因演唱《野狼disco》的董宝石与“二手玫瑰”为代表的小圈子文艺阶段，跨入了从双雪涛小说《平原上的摩西》改编为电视剧开始的正统大众文艺阶段，宣告了这一波东北文艺复兴的最终完成。黄平曾指出，以双雪涛为代表的80后东北文学其最大的特点是，从子一代的视角出发，试图书写东北下岗潮中遭受打击的父亲形象，回忆并呼唤着立足于历史的记忆共同体。并由此引出一种代表着阶级声音再度浮出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他借用孙绍振的话称之为“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然而，对于《漫长的季节》也并非没有争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批评来自于女性主义方面，在这种批评看来，漫长的季节可以说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男人剧”，人物行为的动机基本都出自于“父权制衰落-对抗衰落的父权制/父亲-试图恢复衰老的父权制-父亲”这一隐秘的父权欲望（或者用中文互联网语境中的常用词讲，“爹味”），而剧中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所连带出的社会历史背景——“大下岗”，也被毫不犹豫的归为父权制衰落这一简单的指认之中。
无疑，《漫长的季节》在2023年度遭受热捧与非议的众声喧哗，其背后自有独特的社会历史与情感结构方面的动因，上述两种批评话语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理解本剧及其所关联的历史事件提供了一种“当下性”，但在笔者看来，上述两种批评虽有一定道理，但在具体文本的处理上欠缺甚大，基本只能流于类型化，并陷入预设立场以得出符合结论的循环当中，而缺乏对本剧具体的考察。因此，笔者将从文本细读开始，试图通过探讨漫长的季节在结构上流露出的诗学元素，探讨其作为大众文化现象的成功究竟由何而来，回应上述两种批评话语在具体展开时的缺陷，并由此指出漫长的季节一剧本身的局限所在。
二、子一代：走向残酷的青春文学
《漫长的季节》在情节上采取了多线的叙事手法，通过1997、1998、2016三个时间节点故事的一步步推进，逐渐为我们编织出完整的真相。而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情节之中抽出鲜明的叙事线索，在此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在笔者看来，《漫长的季节》虽有三个时间节点，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空与两个互相平行的叙事线，其一是以1997、1998为时间点的“下岗”时空，而在这一时空中占据叙事主体位置的是以王响之子王阳、王阳所恋慕的女子沈墨，以及沈墨的弟弟傅卫军为核心的“子一代”群体。
1997年，桦林钢铁厂火车司机王响之子王阳高考失利，在与朋友于桦医大结识了沈墨，并对其一见钟情。沈墨出生于桦林市，十岁时父母双亡，被伯父收养接到临市，被迫与其弟傅卫军分离，而在松江伯父家中，沈墨一直遭受着伯父沈栋梁的虐待乃至性侵，一直到考入桦医大时方才寻得逃离之机。而沈墨的弟弟傅卫军失去父母之后进入福利院，后来则成为一名东北人口中的“社会人”，与朋友在桦林开了一家录像厅，这里后来也成为王阳、沈墨、傅卫军这些“子一代”的活动据点。沈墨为求得经济独立，选择在新兴的高档歌舞厅维多利亚做钢琴伴奏，而王阳也为她来到这里，做了一名服务生。沈墨在维多利亚结识了陪酒小姐殷红，而殷红此时正试图攀附多金又看上去颇有“风度”的港商，然而港商却倾倒于一袭白衣，琴曲款款的沈墨，意图将其哄骗上床，在殷红用药迷晕沈墨之后，港商成功得手。沈墨对此颇感愤怒，在傅卫军、王阳得知此事之后，三人设计擒获了港商，港商意图逃离，情急之下，沈墨杀死了港商，不久后殷红上门，调笑沈墨即将随港商远走高飞，沈墨遂又杀死了殷红，为处理尸体，三人将港商分尸，扔进了通向小凉河与桦林钢铁厂的下水道中。恰巧的是，被杀死的港商正与桦钢厂长进行交易，意图一点点蚕食桦钢，而港商“神秘失踪”之后，桦钢资金陷入困境，开始下岗裁员，而王阳之父王响正在被裁之列，为避免下岗命运，也为让儿子顺利进厂，王响向前来调查命案的刑警队长马德胜提出要主动参与调查，但在调查之中，他却发现被害者之一正是与自己儿子关联甚大的女友“沈墨”，而自己的儿子说不定也牵扯其中。王响为了防止王阳与他所认为的嫌疑团体进一步接近，决心亲自与他们会面，但是却在途中被电棍击晕，而在他醒来之后，却发现儿子王阳已然溺水而死，妻子承受不住失去儿子的压力也选择了上吊自杀，被迫下岗后王响成为了一名出租车司机，也自此踏上了近二十年的探索真相之路。
...某种意义上，《漫长的季节》中对“子一代”的书写具有着所谓的“青春残酷物语”风格，无论是王阳所遭受的高考失利，还是沈墨所经历的家庭暴力与性侵害，以及傅卫军成长经历中所带有的黑道或“社会”色彩，乃至于散落于剧中各处的青春懵懂爱恋与向往远方的“出走”式诗学追求，都可以在青春文学中找到类似的剧情构造，因而我们可以把“子一代”的剧情纳入所谓的青春文学谱系中进行思考。不过，《漫长的季节》中所暗示的社会转型的历史因素，又将这种形式主义的青春残酷物语赋予了具体可感的历史内容，使其在让人既感受到那种超历史性的青春迷茫，也勾连起对具身历史经历的记忆，因而使得《漫长的季节》能够超越于惯常青春文学的脱历史性语调，成为青春文学进一步类型化的标志之一。
然而，在这里需要提出的质疑是，尽管本剧以一种彻底的暴力形式为“子一代”的命运做了结尾，使之符合于“残酷物语”的“残酷”要求，但在笔者看来，对于暴力的使用，恰恰使得本剧未能展现出，有关东北青年所经历命运中最普遍的残酷一面。
正如许多观众所指出的那样，本剧的高潮之一，在于沈墨、王阳、傅卫军三人组设计擒拿港商，结合本剧所暗示的社会历史因素，我们不难发现，港商在90年代末的东北，正象征着一种资本主义现代性力量，而这种现代性，对于东北这片曾经铭刻着社会主义工业集体记忆的土地来说，无疑是一种破坏，他侵蚀着，并且引起着共同体的败坏。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子一代三人组设计擒拿港商，并最终由共同体中被玷污的女儿沈墨杀掉他，本身实际上是一种合乎共同体律法的“神圣暴力”。我们很容易由此联想到具有着同样的暴力构造的电影《天注定》与《Hello 树先生》，近年来这两部电影的口碑逐渐走高也许正反映着时下人们的普遍焦虑：言语无法做到的事情，最终只能依靠暴力来作为完成。
...然而，与这两部电影不同的是，在本剧中遭受死亡的并非只有共同体的外部代表港商这一人，还有本就生存于共同体内部的陪酒小姐殷红。某种意义上殷红正是《罪与罚》中那位放高利贷者伊凡诺夫娜的异母妹妹的对位，正是在杀死殷红之后，沈墨，或者说子一代三人，才失去了能不遭受共同体内部律法所追责的纯洁受害人身份，成为了有罪的人，因而最终无法避免，遭遇死亡或者牢狱的命运。然而，恰恰由于这种暴力的非神圣性，才使得故事能够在1998年画上休止符，本剧中子一代的最终结局在此时便以注定，也就是说，暴力成为了本剧的残酷性的最高体现，但也同时，构成了它的句点。
问题恰恰发生在这里，正是这种暴力的句点性，使得子一代并未遭遇到1998年后的命运，然而在现实的东北历史中，正是1998年“大下岗”之后的时间，成为子一代所经历的“残酷物语”并不在一瞬间终结，而是绵延式的展开的历史背景。
我们可以结合所谓“东北三子”的文学社会学背景以及他们开始创作的时机，来理解这种绵延，正如双雪涛在《我的师承》中所提到的那样，这批人写作，或者说开始表达下岗带来的创伤已经是00年代后期，乃至10年代的事情。在此之前，他们，以及许多像他们一样父母遭遇到下岗的工人子弟们，仍然与全国各地其他地方的青年一样，继续着义务教育与后面的教育历程，他们并未因工人阶级子弟的身份就被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被直接的社会化，或者用东北人的说法，成为社会人，而是在改革年代个人努力能够实现阶级跃升这一意识形态的召唤之下，努力的成为优等生，考入好大学，以期能分享所谓的改革红利，但当他们走出校园时，却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并无在这一内卷体系中实现期望中的阶级跃升，正如积极参与改革的八十年代东北国企那样，他们也被这一以竞争为核心的社会体系所抛弃了。因而才会选择回望过去，东北，以及父亲，在他们幼时那种不甚明显却处处可见的悲怆场景如今被幽灵般的记忆起来，然而此时不仅仅是父一代，连自己的青春也行将结束。《漫长的季节》中子一代三人以近乎自戕的暴力结束生命，成为审美上的极端享受，同时回避了改革年代后的卑污琐事，而现实中的东北青年却不得不在天真的青年时代终结之后，陡然发现铭刻在自己与自己的父辈身上挥之不去的悲剧性命运，并要带着这种命运缓步行走，在这种认识到生活之改变的不可能的渐坏的世界中生活下去，正如班宇所谓“冬泳”一般，某种意义上是更加具有现实的残酷性同时更加无可避免的青春终结故事。
三、父一代：雷蒙德·钱德勒在中国
《漫长的季节》中，王阳等子一代的故事自1997年逐渐展开，在1998年以暴力性的方式画上句点，而以其父王响为代表的父一代的故事，则自1998年不成熟的第一次破案经历开始，一直到故事的另一个时间节点2016年才有新的进展。2016年，王响与其表妹夫龚彪在下岗之后跑起了出租，龚彪挪用了妻子黄丽茹的存款买了新车，准备从与出租车行的雇佣关系升级为个体户，然而，他的新车却恰巧卷入了套牌与肇事逃逸案件中，而套牌车主正是沈墨伯父沈栋梁之子沈辉，沈栋梁获悉傅卫军死于狱中的消息之后，便设计准备杀掉沈墨，因此找了套牌车在沈墨回归桦林之后制造车祸，沈墨因此受了轻伤，来到龚彪的相好小露的诊所买药，王响根据小露的描述判断出这正是当年击晕自己并导致儿子王阳死亡的凶手，找来了已经退休的刑警队长马德胜，王响、龚彪、马德胜三人结成组合，再次展开侦探之旅，在逐步了解到案件的关联人物（大都是与桦钢下岗以及1998年碎尸案的有关任务）之间的牵扯与纠葛之后，他们终于推理出了真相，原来当年死去的并非沈墨而是殷红，在此之后，沈墨化用殷红身份远走外地生活近二十年，如今因傅卫军之死而被沈栋梁等人设计诱使其归来，也正使其完成了对沈栋梁的最终复仇，本剧结尾，沈墨与王响在出租车上将真相和盘托出，而王响在随后的出租车脱轨中选择将沈墨救出火海，之后沈墨被警方逮捕，而王响在大雪当中完成了对真相的追逐，也实现了内心的和解。
如果将子一代的故事类型化为青春文学，那么父一代的故事也可以类型化为侦探小说，而且，是以雷蒙德·钱德勒笔下马洛侦探为代表的“硬汉派”侦探小说。笔者之所以提出这种看法，并不只是因为本剧中有意无意的与钱德勒进行互文，比如马德胜曾对王响提过，钱德勒，而非柯南·道尔，是自己最喜欢的作家，以及本剧的核心诡计，最初的“死者”并未死亡，而是在设计好案件的一切之后，改换身份，远走他乡，尽管剧中对这一核心诡计的揭示采取的是我国经典的捕快与和尚故事，但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及钱德勒的明示中，不难发现这一诡计与钱德勒最著名的作品《漫长的告别》的相似之处，而本剧名为“漫长的季节”除了在剧中以象征意义指代1998年王阳死去，案件开始的那个未曾终结的秋季之外，也无疑是对钱德勒这本经典的致敬。
...除此之外，本剧与钱德勒小说的相似之处还在于，试图通过侦探这一角色，揭示出城市的整体样态，并在已经区隔开来的诸种社会阶层与社会群体之间，重建一种联系。詹明信将之称为“对总体性的探索”，在他看来，钱德勒的著作通过将物品品牌化并使之堆积，一定程度上使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东海岸再现了出来，而侦探马洛也具有跨越不同社会阶层的能力使得“城市中冷漠无情又乱七八糟的办公楼”这些属于“集体的、无个性的人们占有的地方”与被“庞大的庄园”“成群的佣人”所包围的上流社会，因为一个共同的谜团联系起来。
而在本剧之中，作为侦探的王响、龚彪与马德胜三人无疑也承担着类似的作用。他们在追查真相的过程之中，主要利用的正是王响所拥有的出租车，出租车游走在城市之间，使得城市的风景得以显现出来，修车行、美容店、火车站以及种满玉米的通向乡间的道路，以及情绪并不高涨的人们，无疑展现了一副有关后工业时代东北城市的速写。而随着三人进一步触及案件的真相。那些曾在下岗之前因为桦钢与碎尸案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也一个一个出现，其间有人高升为公安局长，有人从刑警转入交警，有人失去了保卫科科长的编制，只得假冒车牌以维持生命，而三人组事实上也处于不同的社会境况之中，每日忙碌奔波的王响与龚彪无疑与离职后享受生活、跳起国标舞的马德胜差别甚大，但因为这起案件，他们又得以联系到一起，在案件取得进展的那个KTV之夜里，王响、马德胜、龚彪的彻夜狂欢好似又象征着那个曾经存在的共同体的重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漫长的季节》无疑试图按照黄平给出的以东北作为文学的方法论框架，用城市风景勾连起社会历史变迁，用已然被区隔开来的人们的重聚召唤集体记忆的再现。
但是，正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提出质疑。我们不难发现的是，作为侦探的三人团在ktv之夜的狂欢无疑也是对既有东北文本的一种挪用，在《马大帅》与《钢的琴》中都有类似的情节发生。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说在戴锦华与刘岩那里，《钢的琴》中陈桂林及其工友能够象征着失落的东北工业共同体与失落的工人阶级，那么本剧中的王响三人组，是否能有同样的效力。笔者以为，事实上是不能的。在这里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便是，什么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
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的经典著作《生产的政治》的书名为我们提供了解开这一问题的思路，这一标题指出了工人阶级一词所具有的两个方面的含意，其一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群体，在这里他们属于生产领域；其二是能够团结起来承担起阶级使命（无论这一使命是像欧洲传统的争取劳工权益与社会改良，还是南非、韩国等国家民主化过程中涌现出的“社会连带工会主义”，以及马克思所提出的那个经典命题：埋葬资本主义制度），而在此处，他们属于政治领域。正是在从生产领域走入政治领域之时，工人阶级才得以成长为“无产阶级”。
在《钢的琴》中，陈桂林及其下岗工友为实现陈桂林女儿的梦想，再次聚集在工厂之中，试图制造一架钢琴，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时期工厂劳动过程的一种想象性怀旧，在这里，他们以回到生产，表明了自身的阶级团结，使得《钢的琴》这部电影具有着显著的、尽管并非鲜明而是暗含着的工人阶级色彩。而在李静君的《Against the law》等社会学著作或是曹征路的《那儿》等小说之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工人在国企改革的浪潮之中，试图以政治性的方式连结起来，一方面为了捍卫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捍卫一种即将走向消逝的社会制度，在这里，无产阶级仍坚持着革命的二十世纪赋予他们的政治性含义，尽管他们所做的一切最后都无力回天。
...而在本剧当中，尽管我们可以解读出，导演也试图侧写出东北与工人阶级失落的历史，但是本剧的剧情构造却一直在回避这一问题。有评论曾指出，“剧中有打厂长的情节便立住了”，而本剧也确实展现了王响在会场上痛殴厂长，但王响做出这一行为的动机，却是为了给龚彪找回场子，而非出自自身即将下岗这一在东北的劳工对抗的案例中普遍存在的因素。而2016年三人组的聚首尽管也在试图怀恋一种共同体，但若是想到马德胜身为刑警队长本身并不属于生产共同体的范畴之内，反倒是改革年代国家权力扩张的具体体现，便足以对这一共同体的哀悼在阶级的意义上是否成立提出质疑。正是在这里，女性主义批评的意义便凸显出来，本剧事实上将东北这片土地上曾经存在的共同体去阶级化，转而视其为同质的男性文化的展现，正无法为王响三人的探案找到合理的动机，而只能是一种精神分析意义上“作为父亲的失败”这一隐秘欲望的体现。事实上，这也正是双雪涛、班宇与郑执小说中普遍存在的症结，尽管黄平与王德威都将“东北三子”的小说视为工人阶级的现实主义美学在今日的再度浮现，但他们实际不经反思的接受了三人小说中“父亲=工人”这一前提，而忽略了要使得身份性的工人凝聚成一个阶级，必不可少的正是在生产领域或阶级领域通过共同行动展现出的阶级团结。因而关于阶级失落的故事与对阶级共同体的哀悼被身份化了，在这种讲述之中，工人只能困守在父亲的身份当中，作为子一代的“我们”因为代际变化，已然不可能是某种工人。而忽略了在现实意义上，东北下岗工人的子一代仍然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继续着自己的生活，已然，或者将要，成为着这个生产着剩余价值并不断遭受着剥削的阶级的一部分。
四、东北的悲剧：灾变还是历史？风景还是废墟？
通过上文对《漫长的季节》的情节爬疏，我们得以发现，尽管这部剧无疑在青春文学还是侦探文学以及这两种文学在荧屏上的类型化都做出了巨大的突破，但是，该剧本身所具有的文学史野心，即通过子一代与父一代之间的案件纠葛，去展现东北社会转型的历史与工人阶级失落的共同体衰败故事方面，却未能达到该剧主创，以及诸多东北学评论家们对该剧的期望，那么，问题出在何处，除了上文所指出的青春残酷性与人物的阶级问题之外，笔者以为，最大的问题出现在本剧的核心时空——东北之中。
本剧所力图展现的东北社会历史变迁，如同之前“东北三子”的小说一样，都聚焦在“下岗”这一事件之上。不同之处在于东北三子小说中对于下岗的时间性体现在父亲这一身份，因此作为子一代的我们与下岗那个时间节点之间必然是有距离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下岗的书写必然呈现为带有蒙太奇色彩的记忆书写，这正是子一代视角为其所设定的限度所在。而在本剧之中，对下岗的时间性处理，则是使得王阳等子一代的故事开始于1997年，而那场震动桦林并导致桦林支柱桦钢解体的碎尸案发生于1998年，这两个年份无疑正是东北大下岗普遍的下岗时间的象征性体现。然而，本剧距离更近的现实时间直接拉到了2016年，在本剧剧中广告暂停时出租车打表盘上的1997-2016，固然标定了故事发生的两大时空，但是其中“-”符号，在这里失去了它的意义，它虽然在形式上呈现为时间，但其内容性却被掏空，我们无从从本剧中了解到，有关下岗之后，王响等人的生活处理，他们如何挣扎出下岗的阵痛，在三十年所依凭的技术失去单位，无处勇武之时开始新的生活，成为完全的空白，而这正是本剧处理的一大败笔。
在笔者看来，这种处理不当的发生，其起源恰恰在于对东北悲剧的理解。无论是子一代视角具有的限制，还是《漫长的季节》中巨大的空白，事实上都将东北悲剧视作1997年与1998年的时间节点发生的故事，在此之前它并不存在，在此之后，它又奇迹般地从叙述中消失了。我们可以说，这样一种对东北社会转型的理解是一种“灾变性”的解读，灾变作为一种瞬间，并非人为制造，它们只是我们所必然会遭遇到的命运，在灾变发生之后，我们毋需对其进行追问，尽管偶尔有幽灵般的记忆令人不安地浮现出来，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当下生活。
然而，东北之所以成为悲剧，其原因恰恰不是灾变性的，而是历史性的，而历史是人们行动的场域。80年代东北的国企积极参与了企业体制改革，出现了秋林食品厂等一批服务于新型商品经济的企业，东北人在改革之初并不是如今所想象的落后形象，相反他们才是真正的“改革先锋”，然而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激进市场化与面向世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格局的形成，挫败了东北国企的改革宏愿，适应市场的民营企业被标定为现代性的化身，而以国企著称的东北在此时才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创痛，尽管它自身曾经那样积极的参与其中。而00年代入世以来，东北与中国内地一道，选择了以土地财政为基础的都市现代主义发展路径，也曾经在经济指标上取得了相对亮眼的成绩，如果在此时将下岗视作节点性的灾变与阵痛也许情有可缘，但可惜的是，包含《漫长的季节》在内这一波“东北文艺复兴”对东北的集中书写，事实上发生在2012年，乃至2014年之后，而这正是东北的土地财政格局难以支持，再度陷入危机之时。黄平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中曾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引用了《经济学人》的报道，将2014年之后的东北经济称作“Bad days are back”（糟糕的日子重来），但他却并未因此发现，如果东北的悲剧并未在下岗之后便宣告终结，那我们又怎能仅仅以灾变式的方法书写它，将之视为某种自然史的不断生成，而忽略了这种社会转型悲剧中的历史因素，正是这种因素在历史上的选择与累积，才导致“糟糕的日子重来”。
《漫长的季节》中实际上也以症候性的方式体现出了本剧对时间性处理的失败。在本剧的倒数第二集，组成侦探团的三人之中，龚彪因车祸而死，马德胜得了脑梗，王响虽逃避了疾病与死亡的命运，但多年来与其有着一定感情的李巧云最终选择他人，也展现了其并无追求新的生活的能力。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曾提及过他一贯的“可辨认的此刻”的概念，意指我们在对过去的历史进行编纂之时，是在其中辨认出了某种与当下同构的东西，正是这种贯穿，使得我们能够在承受过去的同时行走在通往未来的战斗之路上，当下因而具有了可存在的意义。而在本剧之中，那个作为过去的案件却并无“可辨认的此刻”的要素，王响虽然物质上存在在当下，但却一直只是追忆性的生活在过去之中，如同本雅明引述福楼拜的句子，“很少有人能揣度一个为迦太基的复兴而活着的人是多么悲哀。”，而未能认识到这种规定了起源的历史主义展开在一定意义上正导致了他自身的悲剧。一旦案件告破，连当下也失去了最后的存在意义。本剧结束之时，王响在铁道旁看着在本剧第一集中驶来的火车，与火车上不知未来将会如何的过去的自己，只是对其说“向前走，别回头”，这固然带着与历史和解的欢快语调，但是在笔者看来，这里最为悲哀的地方却在于，那辆火车所驶向的前方，正是空洞而贫乏的现代性时间。因改革而生发悲剧的下岗工人在此处召唤着改革年代不断向前进发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颇为吊诡的场景。
...在指出本剧在时间性处理的失当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将要检视本剧如何处理在“东北”之中，相对时间性要更为明显的空间性。
正如前文所述，本剧中以类似钱德勒侦探小说式的散点手法，昭示除了东北这一工厂密布的共同体在九十年代的样态，桦钢逐渐凋敝的厂房，运送趟数越来越少的火车，与在桦林市内新兴的富丽堂皇的维多利亚会所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时空中获得了现代性的命名，因而成为了空间，及建筑样式上的霸权，塑造着未来桦林市将走向何种规划与治理的道路。我们作为观众，前设式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桦林的老厂房在我们看来就具有着一种悲剧性色彩，这种悲剧性色彩又因为它自身将并不知道它会走向失败而成倍增长。在王响被邢健春骗去监视锅炉房可能的嫌疑人时，那种属于大工业的铁与火交织的场面充满着美学力度，而王响驾驶的火车在之下，在玉米路旁驶过的场面又为桦钢带来一种速度之美，铁的灰色、树的绿色以及夕阳与火焰的红色成为九十年代东北重工业失落之时最后的也是最为明丽的诗学色彩，也正是在这样的美学、这样的铁道之上，王阳才能对沈墨倾诉出，他那向往走向远方的诗学追求。
我们也不难在其他的影视文本种发现这样的工业之美与落寞之诗，王兵执导的《铁西》无疑是对工厂衰败与倾颓书写的最为充分的纪录片之一，而张猛执导的《钢的琴》中最为引人称道的场景也是在落日之下，那两根象征着工厂辉煌历史的烟囱最终倒下，火箭升上天空，而工厂却长眠于地下。
但这里的问题恰恰还是在于，如果我们只对这一工厂衰败的场景进行审美化的解读，而忽略了其中被制度性历史所规定的衰败之因，那么这样的工厂与这样的东北，也只能是柄谷行人意义上所谓的“风景”，在习得这一“风景化”的透视法观察视角之时，我们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柄谷行人意义上因政治性受挫才产生了文学的“内面”的近代人。这种风景与近代正是新的民族国家的产物，我们也只能在新意识形态的天空下，去记忆与书写他们。
然而，还有一种不同于风景的对于空间的把握办法，这正是本雅明所说的“新天使”的眼光：
“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它们抛弃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
我们诚然将工厂的衰败视作尸骸，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承认着都市现代主义的景观就获得了胜利，就现实而言，东北悲剧的下一阶段不正发生在土地财政时期那新建立气的高楼大厦之中吗？《漫长的季节》在2016年的节点本有可能对此展开处理，去勾勒出从维多利亚会所标定都市现代主义胜利开始到土地财政崩溃时期发生的更多更丰富的悲剧，但正如上文对时间性的讨论中所揭示的，沉迷在过去之中的王响，虽然仍驾驶着出租车游走于桦林市内，但却已经失去了能够发现都市之隐密的漫游者视角。这不得不说正是本剧在空间上处理的失当之处所在。
...某种意义上，对东北社会转型的悲剧历史的更好的展现，不能仅仅将悲剧标定于灾变式的历史时刻，标定于工厂倾颓的风景之中，标定在已然身份化的父亲形象之内，标定在只能以暴力作为终结的青春之中。而是试图去回应历史转型时共同体内外诸种社会因素的博弈，去展现新的城市不断建立之时，都市现代主义宰制下的进步废墟，去保持工人阶级身份的开放性，与不同地域不同代际的人们进行对话，展现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坏无限的当下，每个人都经历着绵延的青春物语的残酷。只有这样，东北经验才能不仅仅是具有净化人心作用的审美的悲剧，而是作为悲悼剧与具有离间与介入功能的史诗剧，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认识装置，力图打断历史的连续统一体，寻找跨越弥赛亚之门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