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个人录音整理。

电影最后滚动片尾字幕,没有背景音乐,全场鸦雀无声,安静了很久,等待字幕播放完,全场响起了雷鸣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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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来自菲林卷

Ag:
(前面没有录上,大概是问关于导演和她妈妈的故事)

导演:
我跟我妈妈记忆有点模糊了,12 岁,现在30多年过去了。我妈妈喜欢穿一件白底的,紫色的一点花的衬衣,短发,有点像我这样的发型。我这次很奇妙剪了一个跟他那个年代很像的一个发型,其实我以前一直是长发。然后我觉得这很奇妙,等了这么多年终于上映了,居然是母亲节,如愿以偿了。但是我不知道在这个场合说我妈妈(是否合适)。前段时间有人采访我说,让我讲讲我妈妈。我当时说,我觉得那个事情是蛮私密的,我妈跟我之间这种情感、我对他的思念,都在这个电影里了,所以你们都已经看到了——三十几年以来对他的这个思念都在这里。

Ag:
我们在这个影片当中,看到很多素人演员,其实都是李冬梅的父老乡亲以及他非常亲的亲人。我想请李冬梅导演特别提一两位,这个影片当中的老人以及小孩。

导演:
里面有一个摇扇子的老人,你们有印象吗?他坐在那,说“你不要被蚊子咬了”,我觉得她应该影帝级别的表演了。她是我亲外婆,她不识字,她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那天我就把她抓过去,我说你就坐那,你就说这个话。很奇妙,她在跟女演员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感觉她是真的担心她会不会被蚊子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有一瞬间感觉,那个演员确实在某一些地方是像我妈妈的。所以我感觉外婆,她已经80多岁,她好像觉得这个和我女儿之间有一些隐秘的联系,然后她是真的担心她有没有吃饭,会不会被蚊子咬。另外的演员,那些小孩大概也算万里挑一,大概在一万多个孩子里面找到了这三个小孩。他们其实就是挺棒的,外婆也很好。张译老师还说要把最佳演员奖在平遥里说要把它给外婆。你们心目中的最佳女主是谁?(有观众:姥姥)姥姥是吧?有没有给星星的?我觉得星星也挺好。

Ag:
今天是母亲节,但其实影片当中父亲的缺席其实也是整个故事很大的一个推动力。在母亲节的今天,我们也想请冬梅聊一聊,影片当中父亲这个角色对他来说的意义和感情。

导演:
我爸爸他到现在也没有看这个电影。我带着这个电影回到我老家,就是这个村子、镇上还有县城里放了三次,他都没有去看。有一次有一个discovery去采访我,我们就故意摆拍,把那个电影放在那,他看了大概三五分钟就黑着脸走出去了。但其实后来我听他说,他觉得这个电影让他挺难受。我其实通过这个电影,已经能够很坦然的去面对了,可是爸爸他还没有办法这么坦然去面对。但是确实爸爸是真正的意义上的撬动这个电影、这个故事的人。

观众一:
我之前看到推文说这些演员都是素人,请问这些演员调度的时候,导演您给他们讲戏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镜头会拍很多次,以及大部分一些镜头是剧本写好的,还是他们自由的发挥的?

导演:
我刚刚想到一个场景,外婆背那个红薯藤。平时外婆她很健康,背那个东西完全不成问题,但我觉得那天好像有电影之神在帮助我们。因为姥姥那天去拍戏之前,自己在家背了很多次东西了,所以他就很累,我就发现他那天对于我给他的这些“所谓的指令”有点难,因为他很累了。所以那场戏后面他没有站起来,他必须要抓着一样东西才能够跪在地上站起来,那是真的,那不是演出来的。但是我们确实是一直拍到他,真的只能那样做为止。而且那个描述,他的呈现和我在剧本当中的描述是基本上达到了高度的吻合的。我在剧本上也写了外婆是这样一种方式跪在地上站起来。另外的话,在每个场景里面,我跟演员之间没有太多说要他们怎么去演,因为我觉得他们跟这片土地的关系已经太合二为一了。所以我做的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让他们在片场很放松,没有特别多的负担。相当于你交给她一个任务,比如外婆你把这个土豆片要一定要炒熟,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任务,她就不管你镜头。外婆他的记性特别好,比如说有一场戏,她跟那个女儿在床上摸他女儿的脚,那场戏算是台词比较多的。我就跟她说了一遍,她居然节奏掌握的特别好,什么时候该停顿,什么时候又充满感情,或者是在疑惑。她掌握得太清楚了。我几乎觉得她天然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演员。

观众二:
它整体的影像风格,我觉得会偏纪录的形式比较多。当你拍摄的过程中会不会受到剧组其他成员的质疑?比如我们到底是在拍一个剧情,还是纪录。我们的演员每天都在吃饭,他们到底在干嘛?到底在讲什么?那当一个导演在面对剧组成员的时候该怎么办?

导演:
我首先不希望说是一个性别的问题,但是我也不能说完全与性别没有关系。这个事情我没有答案,但是当时确实发生了一个事情。大家知道我在这个电影里面没有分切,懂电影的就知道我是一个镜头,一个场景。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冒险的做法。因为我当然知道如果我们的时间够,我们预算够的话,我想既要长镜头又要分切。但是如果我的预算只能保一样的话,我宁愿拍 30 条、40条,我要保长镜头,因为这与我自己对于这一段时光的感受有关。因为二十几年了,过去了太久,它变成了一种停滞的东西,就停在那个地方不动了——就像你看一张明信片、一张老照片一样,他已经凝固在那个记忆里,像琥珀一样的,所以我不再去记得太多特别鲜活的细节,就比如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所以我自己的电影美学是自然而然的按照我的心理感受去拍,而不是按照电影的规则去拍。
我不知道如果这个电影拍成一个传统的(电影),比如说分切,或者我们把节奏加快到1.2、1.5倍,这个电影会不会更容易看一些?有可能票房能达到 11 万(观众笑)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是一个太过自然而然的决定了,我都忘记了我是一个学电影出身的一个导演在做这件事情。而是说我就是想让我的童年的这种记忆尽最大可能真实的、如实的呈现出来。
当然我电影的观念,因为我不喜欢有太多的台词,因为我觉得台词要么它可能是留有信息,要么就是塑造人物。但是如果我们太沉迷于信息的话,其实电影的一些模糊的、暧昧的、不属于电影的美感的东西会被削弱。我回答的有点长,但它其实与这个电影有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一天被我剧组的两个主创拉在(一起),我已经就开了大概十一二个小时,他们不让我睡觉,说导演你过来我们聊聊。气氛很紧张,因为他们都是没有拿工资的,我应该尊重他们。他们的观点就是无非就两件事:你知不知道你是在干嘛,你确定你这个电影要这么拍吗?我们觉得你这样拍肯定会失败,就这两个。其实终究就是一个:你这么拍肯定会失败。但是我觉得我挺固执的,我跟他们说没关系,失败了也是我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然后他们大概说了三个小时,凌晨 4 点钟我回去。然后我跟我的boom operator说,你知道我刚才经历了什么吗?他还说,我知道你的感受。说实话那个夜晚还蛮难熬的,因为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嘛。但这个质疑一直都有。我到现在也在豆瓣上会看到有人,说这个导演知不知道怎么拍电影啊?摄影机那么一杵多容易拍啊。所以我拍了一部很简单、很容易拍的电影。但是我还是很开心,我做了这样一个随我的心的决定,以一种我觉得是挺真挚的方式呈现给你们,没有耍技巧。我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我太知道怎么样去用技巧去让你们在里面哭笑啊。可是那不是我想要的电影,我想要电影的观众有很强的自主性,很强的自我意识去参与到这里面。你也可以睡觉,你也可以只看外婆,一大群人里面,你可以只看你想要看的,但是最终留给你的东西,是你自己要主动参与的,不是我要去强制你们这个时候只能看我的脸,或者是看我的手部特写,这是我的电影的观念的一个部分。

观众三:
我观察到有很多机位都是比较偏低的,此外这些机位的设置基本上没有人物的特写镜头,大部分是一个旁观的镜头,这两种美学上的一致是怎么构成的呢?

导演:
这个电影它其实有两种很矛盾的东西在里面。一方面它的电影的细节、那个情感是非常真实又真挚的,完全不容怀疑的那个真。但另外一方面他又很舞台化,又很抽象。他其实没有真正的去还原我的心目中真正的我的童年,那些人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它是一个非常抽象化的印象,因为这个电影我希望他讲的不只是我妈妈去世这样一件事情,而是我对人生的某一种很深的(感受),生而为人的一种脆弱,日常和无常之间的一线之隔。所以我用了很多的时间去铺垫这个日常,我很耐心的跟你们一起去把这个日常呈现出来。但是我又希望说他因为日常无常这样的,整个接近于我们人类生存的某一种存在主义的探索,它接近我们人存在的某种本质。所以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92年的重庆乡村,它照样是成立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睡梦中失去那个深爱你的、或者是你深爱的人——可能三天前你还跟那个人正在吃饭,然后告别成了永别。基于这样一种人生观的基础,我觉得这个电影它不是一个纪录片式的东西,它是高度的抽象化的一个哲学的探讨。它把这个抽象的概念具象化在每一分、每一秒里面。所以你们要用物理性的、非常具象地去感知这个东西,最后得到了一个抽象的概念,但这个概念不是我强加过去的。所以这个机位我们稍微放下了一点,因为如果是作为舞台的观看的话,比如这个村庄是一个舞台的话,观众我希望稍微要低一点。
然后第二点,我电影的观念受到布莱希特的影响比较大,当然还有罗伯特布列松这些,所以你才会看到这样的机位,或者是说这样一种远远的、观察式的、不参与的。因为事实上摄影机的参与就是你们的参与,摄影机与他们之间的互动有多深,意味着这个导演有多么能控制你们和电影的参与感。但是我还是刚刚回到前面说过的话,我不希望这个参与是我主控的,我是希望你们住在电影院里面,远远的像摄影机一样观看,最后带走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