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Live in Time并非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绝症爱情片。它以“非线性叙事”为刀，将男女主—— Almut 与 Tobias 的人生切割成三个时空碎片：初遇的悸动、生育的抉择、癌症的倒计时。这些碎片被拼贴成一幅关于“当下”的拼图，试图回答一个永恒的命题：当死亡逼近，我们该如何定义生命的价值？
Almut 的选择是电影的答案核心。作为一名卵巢癌患者，她在“彻底切除器官以降低复发风险”和“保留生育可能但承担死亡代价”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这一决定看似矛盾，却直指主题——她不愿为虚无的“未来可能性”牺牲当下的完整性与可能性。正如她在片中嘶吼：“我不想只当一个死去的妈妈，我要让女儿记住我是活着的！”这一刻，疾病不再是悲情的符号，而是倒逼我们直面生命本质的催化剂。
影片对爱情的刻画跳脱了甜腻的偶像剧套路。Almut 与 Tobias 的初遇始于一场车祸，但导演并未渲染宿命般的浪漫，反而以近乎荒诞的日常细节（如菜市场驻足、煎蛋的烟火气）铺陈情感的真实。两人因“是否生育”产生分歧时，克劳利大胆呈现了爱情的脆弱面：Tobias渴望家庭，Almut恐惧被母职绑架。这种冲突并非对立，而是让爱从激情升华为责任——最终， Tobias 选择尊重Almut的“当下”，支持她保留卵巢的决定，即便这意味着未来的风险。
然而，影片的争议也在于此。有人批评它“美化疾病与牺牲”，认为Almut的抉择过于理想化，弱化了癌症患者的真实困境。但或许，这正是导演的意图：在死亡的阴影下，角色以近乎偏执的方式抓住“此刻”，恰是对生命最极致的反抗。
正如影片的英文名“We Live in Time”所暗含的深意：时间既是牢笼，也是载体。Almut选择参加世界厨师大赛，并非为征服行业，而是为女儿留下“母亲曾热烈活过”的记忆。这种对“存在”的执着，与欧文·亚隆在《生命的礼物》中的观点不谋而合：“生命的意义在于叙述本身。”
影片也并未回避现实的残酷：Almut最终离世，男主独自抚养女儿。但他以田园诗般的镜头语言（如金黄的麦田、晨光中的拥抱）将悲剧转化为希望的延续。正如男主在结尾的独白：“时间不是用来完成的，而是用来经历的。”
《我们同在》或许不够完美，但其对“活在当下”的诠释足够动人。它拒绝将绝症浪漫化为煽情工具，而是追问：若生命注定短暂，我们能否在破碎中拼凑出完整？
Almut的煎蛋、Tobias的笔记本，以及女儿的笑声、、、那些平凡的瞬间，正是对抗永恒的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