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还有明天》，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确认自己为什么会不舒服。

这种不适并不是因为电影的立场有问题，恰恰相反，它在价值判断上几乎无可挑剔。真正让人难以消化的，是一种更具体、也更身体性的感受。

问题在于重量。

《还有明天》从第一个画面开始，就不断累积一种几乎没有出口的痛感：反复发生的家庭暴力、永无止境的家务劳动、被日常磨损的尊严与恐惧。电影并不依赖戏剧性高潮，而是选择用重复和逼近来制造压迫——暴力不是一次事件，而是一种生活状态。这种处理方式极其有效，也极其残酷，它迫使观众贴近身体、贴近日常、贴近无法逃离的现实。

正因为前半段把痛拍得如此之近，结尾的承接才显得格外关键。但电影最终选择的，却是一个遥远而抽象的象征：一张选票。

这并不是否定选票的历史意义，而是一个纯粹的电影问题。选票是制度性的、集体性的、延迟生效的，它指向的是未来；而家暴、恐惧与屈辱，却发生在当下，发生在饭桌旁、床边、夜晚的房间里。远的东西，很难承接近的痛。当暴力已经压到观众的呼吸之上，结局却退回到象征层面，这种叙事重量上的失衡，几乎是必然的。

电影其实非常清楚如何制造希望。它不断安排“可能的出口”：女儿的男朋友、女性朋友、外部世界的介入。每一次，观众都被短暂地允许相信改变的可能；而每一次，这种希望又被迅速撤回。反复建立、反复摧毁，本身就是这部电影的叙事策略。

但当所有现实层面的出口都被一一关闭之后，在叙事层面上，电影已经把观众逼到了尖叫的边缘。在这样的状态下，它却仍然要求观众用一张轻飘飘的选票来承载此前所有的痛苦，这真的足够吗？

对照《热泪伤痕》，这种问题会变得更加清晰。那同样是一部在前半段极度压抑、几乎不给观众喘息空间的电影，而它的结尾同样不“正确”，甚至在道德上充满争议。但观众之所以能够接受，并不是因为暴力被合理化，而是因为结局在叙事重量上与前半段完成了对等。重量对重量，这是电影最基本的诚实。

《还有明天》中最具矛盾性的，恰恰是人物自身的行为逻辑。主角曾在关键时刻，主动推动并接受了一次极端而不可逆的暴力选择——她并非被动的旁观者，而是明确地站在了那一刻的决定之中；但在结尾，她却必须回到那个充满暴力的家庭，仿佛此前的重量从未发生。这种“重选择—轻结果”的落差，不仅削弱了人物的完整性，也削弱了电影自身的说服力。

如果说这部电影需要的不是更激进的结局，而是一个更接近现实的出口，那么答案或许并不遥远。哪怕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改变：在结尾或彩蛋中，让女主在士兵的介绍下，在美军后勤体系中找到一份打杂的工作。这并不违背历史现实，也不意味着解放。它只是一个足以让她和孩子活下去的现实位置。

这份工作的力量，并不来自体面，而来自距离。投票太远，而美军很近。美军作为胜利者，作为已经改变现实秩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正在发生的力量。哪怕只是站在新秩序的边缘，而不是继续被困在旧暴力的中心，这种位移，足以为整部电影完成叙事上的止血。

问题从来不是女性是否足够坚强，而是电影是否只能要求她独自承受一切。在一个如此强调现实重量的作品中，把所有救赎都推迟到未来、推给制度、推给象征，本身就是一种逃避。

最后留下的，或许不只是关于女性的问题，而是关于观看本身的困惑：
当一切如此明显，为什么仍然需要如此单一的视角，才能看见母亲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