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类型的话语，都很典型，律师、戏剧导演、戏剧演员、信得很杂的商人，几乎把方方面面的“宏达话语”都涉及了。但又因为陈建斌这么一个接地气的角色而不让人讨厌，相比之下《柔情史》更像是知识分子内部的自说自话，它还是会有让人不适的风险。而《第十一回》很明确地设立了陈建斌这么一个供观众代入的角色作为上述话语的对立面，相当于预先设立好了讽刺的立场。陈建斌的历史、戏剧的故事、戏外的纠葛这三者之间形成互文，话剧女主角在捉奸那晚对陈建斌的一番“你在侮辱我的自我”恐怕是全片最大的宣泄，是赤裸裸的艺术如何反噬真实。但反过来，这个问题的确是值得深究的，在何种程度上，艺术人物拥有其自在性？当艺术与现实具有某种指涉关系时，它的度在哪儿？处于现实这端的人们是否拥有对自我的维护边界？ 而女主角这番话展现的另一个视角，是艺术对现实的解释，也即，现实之中的真实性是否最终可被艺术挖掘出来，甚至超越了现实亲历者的感受与理解？例如，陈建斌所理解的可能只是他和妻子的普通夫妻之情，而在收集了大量隐情之后的创作者，了解了妻子自中学延续终生的爱情，此时，对人物的理解便可能从搞破鞋的转向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埋葬人的生命。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几乎没有展现陈建斌对这场死亡的看法。他只是憨憨地出现，强调自己当年没有杀人。在片中，他是一个毫无戾气的角色。然而，在当年，或者在今日，他对那二人的情感究竟是什么？当年他愿意背负一个杀人犯的罪名，或许不仅仅是为了面子，而是他心里其实清楚，若是知道了拖拉机底下的事，他也会希望他们死。片末的血雨，浇在拖拉机上，浇透了他，这是全片唯一一个有阴霾气的镜头，这个处理忽然让人物丰富起来。

戏里与戏外、过去与现在的互文，一不小心就会变成陈建斌以当下作为历史的改演，完成历史的宿命，或者，干脆把被叙述的历史变成现实，真正成为叙述里的角色。前一种是，我当年没杀奸，但我现在一定要杀奸；后一种是，既然大家都说我是杀人犯，那我就真的是吧。但这么一来很容易俗，抨击感有些太硬。而片子却处理得很软，结尾很轻，回到了家庭，这点是我没想到的。

另外，章回体的分节也让片子带有一种“隔”的气质，许多关键情节已提前从标题中透露，观众们并不会紧张地掉在悬念的追逐里，而是有些像捧着一把瓜子，听说书人讲戏，故事可能早已听过，但胜在演绎。这种“隔”的感觉也弱化了前面提到的知识分子的话术，它不会把你生生地拉到那个现实里，而是像一幕幕戏，你知道你在欣赏的是某种表演，是一种固定的程式，但你愿意去看、去听。

在这个意义上，陈建斌真的做到了很中国的一种感觉，一方面他在内容上少有地展现出了为观影者所熟悉的各种中国精英群体的话语，一方面在形式上创造出中国古典叙事方式独有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