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极其克制,用隐喻的表现手法,将老物件与情节,以及人物的活动完美契合。
举一例,窗帘,隐喻“情欲”,一共出现了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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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李五和蕙姐在家里亲热,用窗帘把客厅和卧室隔开,窗帘是玫瑰红,和红毛线裤一样的颜色。
第二次,沈老师家,蕙姐用油墨刻字,窗帘是淡绿色的。张义爱慕此时的蕙姐,这个青春期的大男孩对这个“吃你奶”的大姐姐动了情,张义说“你也是个诗人,写诗很简单,不就一只笔,一个女人”,此时的窗帘是朦胧的,美好的,象征不成熟少年那份懵懂的情愫。
第三次,在文联主席的办公室,张目给慧姐诉说自己的两个老婆。张义特意把暗紫色的窗帘拉上,不留一点儿缝隙。此时的窗帘隐喻着偷情,掩人耳目,见不得一点儿光。虽然主席的遭遇令人惋惜,李五却骂,“他是道岸貌然的伪君子”。果真,张目在台面上对李五说,“你有一个好妻子,要好好待她”,关上了内门,却说“她那红毛线裤真性感”。张目对蕙姐是动情了,不然怎会把“只是写给自己看的”诗手稿给蕙姐?张目亦是不敢直言他的喜欢的,刻意拉上了窗帘,掩盖自己的情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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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依旧是文联主席办公室,不过此时的主席是李五。李莉去找李主席时,李五做了和前主席张目一样的动作,“拉上暗紫色的窗帘”。面对这个貌似不谙世事女孩的崇拜,李五找到了作为一个诗人的自尊。与其说李莉崇拜大诗人,想做诗人的女人,不如说李莉只是羡慕蕙姐,有一个仿佛“整座城”都是李五的,人前人后人鼓掌的丈夫。李莉只是虚荣,可李五动情了。在没人看他诗的时候,只有李莉一个粉丝还那么狂热的崇拜他,恰巧,李莉做的沙发位置是蕙姐坐的,李五把李莉当成了蕙姐。

第五次,在李莉的房间。李莉慷慨地拿出钱,说是赞助诗会,不想让大诗人受委屈。李五忍不住把李莉抱上床。此时的窗帘是红色的,窗帘隔开的是理性和欲望。

李五终究是爱蕙姐的,在得知李莉拿的钱其实是蕙姐是,他没碰李莉

如果说影片的前半段,是以蕙姐为主角的话,那么后半段是以李五为主角。前半段,蕙姐说“只要是你写的,我都喜欢”,为了帮丈夫印诗集、拿诗歌奖……忙前忙后。一切都朝着欣欣向荣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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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半段,蕙姐离开了。影片说的是“分手”,并没有说“离婚”。此时,影片聚焦李五的视角,煤矿班上的好友成了大老板,退休的洪姐开了饭店。而这一切随着煤矿厂的倒闭,也逐渐陨落。大老板欠了700万债,杨班长成了老年痴呆,洪大姐的女儿女婿下岗,李五写不出诗来,连办诗会的经费也没有。

影片的最后,李五对着太阳痛苦。最后的最后,镜头给了蕙姐,蕙姐来到丈夫的痛哭的地方,用手量着地面“我说过,你的气味,你的一切,我都喜欢。”

我想,从头至尾,没有受时代变迁而有过改变的就是蕙姐了。蕙姐太干净,太纯粹,她的灵魂从来都走得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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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就这样结束了。

谁是诗人?李五?张目?蕙姐?

诗人为何这样?是历史?是政治?是经济?还是人性?

正如开篇说的,这部电影用极其克制的表现手法,展现了很多。还有,广播里的播音,很是贴和时代,隐喻地是时代的改革变迁。还有,剧中人物的毛衣,织得很是用心,从两股麻花辫的针脚,到细绒的机器织物,隐喻着时代的工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