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话的爱》让我陷入复杂的情绪交织中。毫无疑问，这是中国主流电影中首次如此大篇幅呈现手语、由聋人演员饰演聋人角色的作品，这样的突破本身值得肯定。它让大众首次在银幕上正视手语作为一门语言，也让长期被忽视的听障群体在主流文化中拥有了可见性。
然而，当我试图深入剧本的内核，却难掩失望。影片中关于聋人群体的描绘，常常流于表面——将手语作为视觉“亮点”，将聋人角色简化为情节工具。这种处理方式可能会在不知情的观众中造成误解，把他们误读为“可怜人”或“冲突制造者”，而忽略其独立的生活脉络与社会身份。
如果想要真正揭示剧本值得探讨的部分，不如把它看作是对时代变迁下，聋人群体教育与劳动经历的一次不完全回望。
...观众或许会疑惑：为什么电影中聋人群体聚集在麻将馆？他们为什么被多次警告还是要出现在这个赌博灰色地带？这并非巧合，而是社会结构与历史脉络交织的结果。
从时间设定来看，小马的就业年代大概是在2010年前后，而麻将馆里出现的聋人群体，由形象和年龄推测，大多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这是中国特殊教育逐步建立、但仍不完善的时期。那一代聋人由于信息获取困难、教育资源缺乏，普遍难以完成普通高中或大学教育。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进入全新时期，残疾人社会福利也进入发展转折期。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理念的引导下，残疾人社会福利日渐兴起。残疾人社会福利格局呈现出由收养救济型到劳动福利型、由基本生存保障到社会参与融合的转向。https://m.fx361.com/news/2019/1227/6234981.html
在转折期中，特殊教育学校大力发展职业培训，起初局限于绘画、缝纫、美发、木工、流水线操作等“静态”职业。这些工作虽然强调技能的重复性和稳定性，但往往缺乏发展空间与自主选择的可能。许多聋人在毕业后，会直接进入专供残障职工的福利工厂，或是国有企业内部设立的福利性岗位。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企改制、制造业外迁，大批工厂关闭，这些曾经的技术工人迅速被社会边缘化。工作机会骤减，社会保障断裂，他们只能在熟人经济的场所生存——麻将馆、小作坊、地摊以及手语角。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这些场所成为聋人群体之间极为重要的信息与情感交换平台。面对面、眼对眼的手语交流，既是对抗孤独的方式，也是他们获取工作机会、互助支持的唯一途径，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电影有一幕让我动容：聋人演员们为小马送别、送礼，那不是虚构，而是我在现实聋人社区中无数次见证的真实。这个群体往往在最困顿的时刻，仍会用微薄的资源相互支持，甚至供养无依无靠的聋人孤儿。
遗憾的是，电影仅用一个“麻将馆”的标签轻描淡写地扫过了这段群体性经验，却未真正描摹其文化与情感的深度。在银幕上，他们成了邻里冲突的制造者、是“扰民”和“吵闹”的代表，这种处理方式令人失落——它剥夺了观众深入理解的机会，也使聋人群体的生存韧性被忽视。如果电影能更细腻地呈现麻将馆背后的社会语境，也许观众能意识到：那不只是聋人的自私娱乐场，而是困境中彼此取暖的避风港。
...片中“小马”误入非法团伙的设定，我相信是许多聋内心隐隐刺痛的一部分。可惜编剧选择轻描淡写地处理这一段剧情，法庭审判的部分更是儿戏。我们当然不要求电影展开所有细节，但我们希望，观影者在看见这段剧情时，不要急着批判聋人群体，而是试着理解他们为何成为“容易被利用”的对象。
在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代，中国多个地区频频曝出“聋人被诱骗参与非法活动”的案件。这些并不是“个体失误”，而是信息不对称时代下的集体伤痕。在当时，他们之所以被选中，不是因为“好骗”，而是因为缺乏信息渠道，无从了解法律、合同、劳动权益等内容，在当时的执法系统中，配备专业手语翻译仍属奢侈，警局与法庭常常无法与当事人完整沟通，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基本保障。缺失了法治认知和社会保护，使得他们很难辨别风险、逃脱陷阱。
更重要的是，许多使用手语的聋人长期生活在以“熟人社会”为核心的社群中——他们的信息来源、工作机会、求助路径，大多依赖彼此之间的推荐与引介。这种高度依赖内部信任关系的社群结构，使得“被熟人拉入伙”成为一种常见且极难防范的现象。在社会信任体系普遍缺位的背景下，“会手语的自己人”的一句话往往比外界的任何警示更具说服力。也正因如此，一旦其中某位聋人因误信而陷入非法链条，其背后极有可能牵动整个熟人网络的连锁失足。
...2010年，《检察日报》就报道了一起引发全国关注的案件：8名聋人因在外务工被骗，误入制毒工厂。他们多为初中未毕业的农村青年，在审讯中办案人员发现，大多数人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参与了违法行为——他们甚至无法看懂自己签下的合同内容，也没有能力质疑招聘方的安排。
对他们而言，那不是轻率的选择，而是身处边缘、资源稀缺之下“抓住一根稻草”的集体命运。于是，我们一遍遍看到同样的悲剧重演——因为信任“熟人”，他们被带入看似体面却实为陷阱的工作；因为缺乏外部信息，他们无法在第一时间辨识危险信号；因为没有手语翻译的介入，他们在被捕后甚至不清楚自己犯了什么错。
小马的经历，远不是个案，而是一部分70-90年代聋人共同遭遇的写照。他所承载的，不是一个“走错路”的个人悲剧，而是在信息壁垒、教育断裂和就业歧视中制造出的时代性伤害。
...很多不了解聋人群体的观众，在观影中可能会会有一个感觉，既然听得见说得出那么重要，那么我们是不是只支持听障群体做好康复就行？为什么电影里还要把手语当作聋人群体主要的“沟通工具”？但对使用手语的聋人而言，手语并不只是“说话的替代品”，它是一种视觉语言，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是聋人彼此看见、被理解的唯一路径。
更是一种对世界表达“我在这里”的方式。
电影中没有详细描写小马他们选择使用手语的原因，也就让观者缺少了一个共情的步骤。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有大量聋人主要依赖手语沟通，这并不是“技术落后”或“康复失败”的结果，而是历史、资源分配、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大量聋人，由于医疗条件限制、多数在学龄前未被早期干预，加上当时教育体系普遍忽视无障碍沟通，导致他们错过了语言黄金期，只能在特殊教育体系中依靠手语成长。这一代人，如今已步入中年甚至老年，是今天手语社区的中坚力量。
而新一代听障儿童，随着人工耳蜗和早期干预的推广，使得使用口语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手语使用者面临“代际流失”的隐忧。很多人因此产生疑问：既然康复能带来更好的生活质量，我们是否应该鼓励所有听障人士都走“听说路线”？手语是否还值得倡导？
我们当然承认，听力康复技术的进步为一部分听障者打开了新的选择。但问题是——“听得见”和“听得懂”不是一回事，“会说话”和“被理解”也不是一回事。当我们把“听说能力”作为衡量听障者是否“成功康复”的唯一标准，就会忽略语言的多样性，也扼杀了另一种平等而有尊严的表达路径。
手语不是失败者的退而求其次，而是一种与声音并列的语言系统。对于很多使用手语的聋人来说，它不仅代表着沟通方式，更是一种身份认同，是他们与他人、与文化、与自我建立联系的根基。放弃手语，并不等于“接近健全”，反而可能意味着抹去一段群体记忆、切断一条文化根脉。
...作为一位在听力和语言康复方面相对顺利的听障人士，我时常在内心深处反思：当我因具备“听说能力”而获得更多社会红利，却站在台前谈论残障权利时，这是否是一种傲慢？是否带着某种无意的理想化？
电影上映后，一些依赖口语沟通的听障者因被“代表”而感到愤怒，认为这部影片未能体现他们的真实处境；而更多依赖手语的听障者则坚定维护这部作品，把它视为一次久违而珍贵的集体发声。
这种看似对立的反应，其实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整个社会的残障意识，仍未真正建立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之上。在就业、教育、生活，甚至媒体呈现中，人们仍然习惯性地优先接纳“更像健听人”的那一部分听障者。而正因为这种偏见的存在，使用手语的聋人才更加迫切地需要这样一部电影，它不仅为他们提供了被看见的机会，也为他们争取一种被理解、被尊重的可能。
...很多人误解我是在全面否定这部电影，或是拒绝片中出现聋人负面的形象。其实并不是，《不说话的爱》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努力：导演以聋人生活为蓝本，邀请手语翻译参与制作、启用聋人演员、在电影宣传呼吁学习手语……这些都证明了主创团队的诚意与善意。这份善意本身就是一种突破，也确实让更多社会大众开始关注听障群体的处境。无论是出于同情、好奇，还是社会责任感，关注本身就是迈出的第一步。
也正因为如此，这也是我在写完第一篇影评后，仍决定继续写下第二篇的原因。它原本可以做得更好——可以在剧本和镜头里更深入地描绘人物真实的生活状态，可以用更有力的叙事语言去倡导，去打破社会对使用手语的聋人的刻板印象。因为听障社群的多元，不能被单一的形象代表。
我提出批评，并不是为了否定它的价值，是希望这份善意能走得更远、更深。《不说话的爱》是一个起点，它不该只通过煽情留下眼泪与感动，更应成为引发追问和深入对话的契机。当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第一次真正进入主流视野，我们就更应该珍视每一次讲述、每一次交流的机会。
我希望未来的创作者，不要只停留在“讲述他们的苦”，而是能看见听障群体作为独立个体的能力与价值。期待有更多作品将镜头转向他们的主观世界，由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他们与家庭、社会、劳动、尊严之间真实而复杂的关系。只有当多元的声音被真正听见，听障群体的权利和尊严才会被真正理解和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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