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斯特说,七情六欲只通过间接方式即想象而影响我们,想象则早已用体面得多的中间动机替换掉了原始动机。“爱情神话”是隐喻,而在现代东方,在这个亢奋的想象空间里,前后两个词语贴合为一组古朴的转喻。

作为电影形象,老白是新鲜的,作为大众文化的粘合剂,成千上万个老白在奋斗批、持家批、梦想批的睡梦和文字呓语里辛勤履行这一代、上一代、上上一代男人欠女人的义务,并且通过现代/都市对前现代/非都市进行了东方文化内部的收编。把讨论对准上海是怎样的城市、生活在类似的文化环境里是否使女人更能做自己,没什么不好, 是热搜和生活都需要的。

但老乌描绘的神话,那个浪漫主义的并不新奇的文学与电影层面的双重摹仿,它本该调动起我们对时态和语态的敏锐性:我在上世纪欧洲被现代女人传教,而后反哺当代上海女人。这里边的错位和不协调使老白和老乌呈现了爱情命题作文下的两种答案——实际上无甚差别;后者升天,前者落地,上对下的象征统摄了这个隐喻,且傲慢地直接以“神话”霸占观众的剩余想象。致敬的形式属于神来之笔,如果将全方位包裹你的解读空间和全方位统摄对神话的解释权当做捷径的话。

假使想象也和劳动一样,可以被这个兼容性强但极其规整的上海化约为计量单位,我们对电影的理解会不会在乐观中陷入赤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