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犹太文学研究者阿伦·明茨（Alan Mintz, 1947-2017）在他的《流行文化与在美国塑造大屠杀记忆》（Popular Culture and the Shaping of Holocaust Memory in America）中提到，大屠杀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核心，虽然其发生在与美国隔着大西洋的欧洲且和大多数美国人的关系不大。而让这一与美国关系并不紧密的历史事件成为美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既和美国犹太人在传媒和教育方面的不懈努力有关，同样也受惠于一系列讲述大屠杀的流行文化产品，如1978年在美国NBC电视台上映的电视剧《大屠杀》、1993年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辛德勒名单》以及2002年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钢琴家》等等。随着关于大屠杀的流行文化推动了其的传播，更多关于这个历史事件的流行文化产品被制作出来，与此同时，大屠杀也被植入一些与它表面上没有关系的电影当中，比如最近在Netflix上上映的一部电影——《女人的碎片》。

《女人的碎片》（Pieces of a Woman）是一部于2021年1月7日在流媒体平台Netflix上上映的剧情片。该片由凯内尔·穆德卢佐执导，讲述了一位失去女儿的母亲——同样也是一个女人——在与这段悲伤晦暗人生经历的抗争中如何同造成自己惨痛经历的助产士、同母亲以及同自己和解的。女主玛莎（凡妮莎·柯比饰）自小家境富裕，但母亲强势，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控制女儿的生活。出于对母亲的叛逆，成年的玛莎在各个方面都与母亲做对：她找了母亲根本瞧不上的筑桥工人肖恩（希亚·拉博夫饰）为丈夫，并在怀孕之后不听母亲劝告，执意在家里生产——电影就是以极端真实地表现玛莎在家里分娩的场景开始的。结果，玛莎之前预定的产科医生由于另外一位产妇的难产未能到玛莎家来为她接生，顶替她来的是一位玛莎并不熟悉的助产士。在这位陌生助产士的帮助下，玛莎虽然痛苦但还是生下了一个女儿，然而女儿在出生几分钟之后便呼吸困难、全身发紫，之后便去世了。这位助产士被警察逮捕，面临指控，而玛莎则陷入失去女儿的痛苦中不能自拔。她一直在逃避这个事实，但现实总是有意无意在提醒她，她的女儿死了，而且她需要处理一切事宜。就在此过程中，玛莎希望把女儿的遗体送给科研机构做研究，而母亲则让她好好安葬她，同时，母亲希望玛莎能够指证那位助产士犯的错误。玛莎想逃而不能逃，在丈夫离开之后（被她母亲逼走的），只能出庭，但当她在无意当中看到女儿刚刚出生、一家人幸福地拥着她小小身躯的照片时，她忽然释然了，在法庭上大声且明确地说出助产士并没有错误，而之后她也和自己的母亲和解了——在母亲出现了明显的阿兹海默症症状之后。

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与痛苦、与敌人、与母亲和与自己和解的故事。虽然最后玛莎与自己和过去和解了，但整部电影气氛晦暗阴沉，充斥着玛莎作为一个死了女儿的母亲和深受母亲影响的女儿的绝望与压抑。最令人心碎的是，明明她选择在家里分娩是对母亲无时无刻不希望控制她的反抗，而她的母亲却在悲剧发生之后若无其事地对她说：“如果你当初听我的，现在你正抱着你的女儿呢。”这是何等的打击与嘲弄，一句话就塑造了一位控制欲极强且令人生厌的强势母亲形象，故而玛莎的行为逻辑可以得到解释——她就是要不顾一切、甚至堵上自己和孩子性命也要反抗母亲。

然而，电影对母女行事背后的心理动因的挖掘并没有止于此，而是通过母亲对对助产士发起诉讼这件事的强硬态度展现了母亲强势之原因——她是个大屠杀幸存者。在母亲家的聚会上，母亲为玛莎的案子请来了她那金牌律师的表姐，告诉想逃避、想尽快结束一切的玛莎一定要强硬起来，起诉那个带给她不幸的助产士。而当母亲告诉玛莎为什么要如此强硬时，她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在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对占领区犹太人进行清剿，展开了后来被称为“大屠杀”的行动，在此过程中，玛莎母亲的父亲被送去了集中营，而玛莎当时怀孕的外婆则跑到荒野里的一处破房子里生下了玛莎的母亲。为了让玛莎的母亲和她自己活下来，玛莎外婆不得不每天只给玛莎母亲喂一点点奶，这一是因为食物有限，她也不能为玛莎母亲提供更多的奶，二是因为她必须得保证玛莎母亲没有体力哭泣以防德国人找到她们。在战争结束之后，玛莎外婆带着奄奄一息的玛莎母亲找到医生，请求医生救救她女儿，医生说这孩子营养太差已经没救了，放弃吧。但在玛莎外婆的苦苦哀求下，医生还是打算放手一试。他拎着女婴的脚说，如果她能把头抬起来，那就说明她有活下来的意愿，而就在此刻，什么都不懂的玛莎母亲抬起了头。

玛莎母亲这样一段话不仅解释了她如此强势的原因——她之所以知道自己这段惨痛的经历，一定是玛莎外婆从小就告诉她，人只有强硬起来才能活下去，而且还把这部电影同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代的生存状况联系了起来。而这种连接，一方面不仅能够合理解释电影中的两个与主题看似无关的情节——为什么玛莎丈夫所修的桥在电影中那么重要？为什么玛莎母亲最后换上了阿兹海默症？——另一方面也在历史和心理的纵向上拓展了电影的深度。

西方学界往往称向玛莎母亲这种在婴幼儿以及童年时期经历过大屠杀的人为1.5代人，他们虽然经历过大屠杀，但他们却因为年纪太小而不记得或者不能完全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尽管这样，惨烈的大屠杀还是会给他们的心理和精神上带来创伤，这种创伤不仅源于已经进入到潜意识层的婴幼儿时期的记忆，更源于经历过大屠杀的抚养人对其造成的影响。显而易见，在玛莎母亲的成长历程中，玛莎的外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经历过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战争与灾难，经历过丈夫被带走（很可能后来就死在集中营里了），也经历过女儿的生死一线。而玛莎外婆在大屠杀中所受的创伤通过一遍遍向女儿讲述她在绝境中抬起头来的经历传递给女儿，让潜意识已经受到伤害的女儿再次在无意之间接受了来自母亲的创伤，之后，玛莎母亲再通过极度控制和指挥玛莎的生活，把来自大屠杀的创伤再次传递到玛莎身上——直至玛莎女儿的死亡。

人类历史幽深处的创伤就这样通过讲述与抚育、控制与反抗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仿佛一代又一代的人类用时间给苦痛建立了传递的桥梁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玛莎丈夫肖恩建的那座桥，到电影的最后也没有修好的原因。尽管在电影的开头，满心期待女儿降生的肖恩说要让自己那有着崭新人生的女儿成为经过这座桥的第一个人，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女儿也可能是这个传承历史苦痛家族的新一代继承者。他所建的桥，既连接了河的两岸，也是一种代际沟通的象征——幸福可以传递，痛苦亦可以。

然而，在女儿死亡之后，建立这传递痛苦之桥的工作也戛然而止了。肖恩和玛莎分了手，回了老家，而玛莎则在与命运和与母亲的较量中（其实与母亲的较量除去情绪方面因素，大部分也是在与命运较量）意识到只有把苦痛留在自己这里不让它传递下去——无论是传递给或许无辜或许有罪的助产士还是自己的女儿——才是自己得到解脱、自己放过自己的唯一途径。女儿的死让她看清楚了这一点。电影不止一次表现玛莎吃苹果的镜头，直到电影最后她才说出，在女儿刚出生时，她在女儿身上闻到了一股苹果的味道。也许并没有实际证据，但玛莎女儿之死与苹果之间的联系让我想到《圣经·创世纪》中夏娃吃的智慧果——在吃完智慧果之后，夏娃便有了智慧。而女儿去世之后，各种反抗母亲、追求自我的玛莎（其实反抗又何尝不是一种反向被控制）在啃着苹果中意识到，也许此时正是阻断痛苦传递的时刻。

而也正是在此时，母亲患上了阿兹海默症。尽管电影中对此的表现只有几个镜头，但还是让观众看明白了，母亲正在遗忘，遗忘丢过的钥匙、点过的蛋糕，还有过去几百万人的生命消逝在个别人偏执也野心中的痛苦。母亲遗忘的是死之轻易，而玛莎原谅的则是生之艰难，而在这死生之间，被历史碾碎了的女性，向历史幽深处伸出手去，寻回了自己失却的碎片。不止是玛莎，也不知是玛莎的母亲，而是像她们一样千千万万个生活在痛苦传递中的女人。

《女人的碎片》讲述的不仅是当代女人的无助，更是表现在面对历史问题代际传递的苦痛时、女人应该采取的态度。它看似在讲碎片，其实，当“碎片”这个词语被提及时，它就已经向往着完整的重生了。而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也在这样一个与之几乎无关的故事中，再次展现在美国观众面前，提醒着，警示着，也像电影中那条河一样在虚构中流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