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語課》的結局讓我感到情緒複雜。當Gilles在盟軍軍營念出2840個被屠殺者的姓名時，猶太人作為一個種族的悲慘遭遇，和這一個猶太人記憶超群、聰明絕頂的幸存方式，令人唏噓；而在另一個地方，當Klaus滿懷希望地用他深信不疑的“波斯語”試圖通過邊境線去到德黑蘭展開新生活，卻無法與真正的波斯人對話，他瞬間的崩潰和瘋狂具有更大的沖擊力。Klaus的結局引發了我的同情心，哪怕這種同情心會被腦海中的另一種聲音所壓制：他是納粹機器的零件，他是平庸的惡，他是殺人犯。即便如此，同情還是無法被完全淹沒。因為導緻他夢碎甚至斷送性命的直接原因，不是因為他的惡，而是因為一個完美的謊言。

說謊有可能是道德的嗎？也許這并不是創作者想要讨論的核心問題，但這個問題在影片中被深度地表現了出來，畢竟《波斯語課》的主要情節就是：猶太人Gilles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讓納粹軍官Klaus相信自己真的會說波斯語，甚至編造出一整套由單詞和基本句型組成的語言體系，從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逃脫了死于集中營的命運。

說謊的道德屬性是一個異常複雜的問題，任何一種道德體系如果絕對不容許說謊，在現實中是沒有可操作性的，這一點，想必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說過謊——是不會否認的。東方人熟悉的儒家道德體系中，對說謊的态度其實相當寬松。《春秋公羊傳》中說：“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鼓勵為尊者、賢者、親者隐瞞醜事、過錯、毛病。而中國古代刑法制度中的“親親相隐”原則，确定了隐瞞親屬的犯罪行為不僅合乎倫理，且受到法律的保護。儒家看重的是行為背後的那個東西，隻要符合三綱五常的規範要求，謊言不僅被允許，甚至在某些情況下被要求。

西方猶太-基督教道德體系中，對說謊的态度相對嚴厲。《出埃及記》摩西十誡中的第九條誡命為“不可作假見證”，通常被解讀為對說謊的否定。《箴言》中也提到“謊言的嘴，為耶和華所憎惡。行事誠實的，為他所喜悅。”但例外依舊存在，出于對神的敬畏是可以說謊的，如《出埃及記》中沒有服從法老殺掉希伯來男嬰命令的接生婆；出于信心是可以說謊的，如《約書亞記》中以謊言掩護以色列密探的妓女喇合。在猶太人的經典中，甚至對說謊直言不諱地包容，地位僅次于《塔納赫》（《聖經舊約》）的《塔木德》中說“盡量不要說謊，在特殊的情況下，也可以不說實話”，例如什麼特殊的情況呢？《塔木德》又說“不能空口白舌說謊——當你面對一個無賴的時候，可以破例。”這一條用來作為影片中Gilles選擇說謊以保全性命的理論基礎，完全是匹配的。

東西方道德體系對說謊的包容，都是動機指向的，出于一個善的或者好的動機，說謊是被允許的，也就是說有比誠實排序更高的道德價值。《波斯語課》中Gilles遇到的問題并不來自于說謊的動機——絕大部分觀衆也不會質疑他的動機——而是說謊所引發的一系列後果。智力困擾先出現了，一個謊言需要用一連串的謊言去維系，電影創作者利用這一點制造出整個故事最具有戲劇性的部分：一連串的謊言造就了一門隻在Gilles和Klaus之間有效的語言的誕生。該橋段如果用在一部愛情電影中，想必也是極度浪漫的。被迫調動所有可用的記憶資源，創造并記住2840個以人名作為詞根的全新單詞，并把它們熟練用于口語對話中，真的需要超強大腦。相對于智力困擾，終于出現的道德困擾才是真正的困擾。意大利人為了感謝Gilles對其兄弟的救助，殘忍殺害了集中營裡新來的人，隻因他有可能是波斯人，有可能揭穿Gilles的謊言。而後，為了掩護Gilles，他站出來承認自己的殺人行為并被當場處決。兩條人命後，Gilles已經無法承受謊言帶來的後果，想用自己的生命換取意大利人兄弟的生命，結果卻又被對他深信不疑的Klaus救下，求死而不得。

謊言和我們所做的任何一個選擇一樣，結果是無法準确預測的。但我們不會因為一個基于誠實而做出的選擇去對自己進行道德審判。誠實也可能會帶來不好的結果，我們亦會因為結果的不好而懊悔，但懊悔的是選擇本身，并不會因此背上沉重的道德枷鎖。說到這裡，不得不感歎康德在這個問題上的清醒和精辟。康德對說謊持最嚴厲的否定态度，認為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說謊。于是，衆後來者群起而攻之，主要論點無非是康德的觀點在現實中完全沒有可操作性——完全具有可操作性的現實生活，并不妨礙康德對人類更高道德理想的追求啊。

Gilles所遇到的道德困境，很适合用康德來解釋。在《道德形而上學》一書中，康德指出“說謊最大的損害是對說謊者個人自我道德評判的負面導向；說謊違反人對自己的義務。”這種負面導向在動機階段可能并不會十分明顯地顯露，人們很容易就因為善和好的動機去原諒自己的謊言，但這種操作的脆弱性在《波斯語課》中被明顯地揭示出來：一旦出現了說謊者在自我道德評判上無法承受的結果，其動機再善再好，也不能夠使他說服自己，這一切的發生不是因為他的說謊，而是因為有其他惡的存在。理由很簡單，就是康德說的：“說謊是對自己人格的一項犯罪，而且是一種必然使人在他自己眼中顯得可鄙的卑劣行徑。”說謊對自我人格的損害，可以暫時被掩蓋，但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康德所秉持的“人是目的，不是工具，人不能将自己作為工具”，在其對說謊本質的論斷中又一次閃閃發光了。善意的謊言之所以能夠成立，是因為沒有壞結果的發生，一旦發生了說謊者在道德上無法承受的結果，謊言本質上的道德缺陷就必然會浮出水面。即便如《美麗人生》這樣的故事，也隻能證明謊言可能會産生好的結果，并不能作為謊言本身無道德缺陷的證據。

回到《波斯語課》的結局，和許許多多電影或者其他講故事的作品一樣，當一個有罪之人沒有辦法通過正當的途徑被施以懲罰，創作者總是想另辟蹊徑讓他罪有應得。Klaus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他本該由于在種族屠殺中扮演的角色而被審判——于是換了個方式給他安排了另一種更摧毀性的懲罰。Klaus毫無疑問是罪有應得的，隻是Gilles對自己的道德審判，難道會就此畫上句号嗎？

(微信公衆号：蔥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