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五百字計劃》
隻跟你叨唠500個字
昨天聊了《四個春天》的宣發攻略。
《四個春天》作為紀錄片，在觀看過程中我覺得最激發聯想的不是它的内容，而是作為紀錄片它解決了“真實性”的問題。
紀錄片的真實性既是類型片的最大屬性，也是它面臨的僞命題。
大家都明白，在鏡頭舉起來的那一刻，沒有幾個人能不稍稍打理一下自己的發型，看一眼自己的着裝，連自然紀錄片都會被暴露出擺拍的醜聞。
但看過《四個春天》了，會知道視頻拍攝是他們家人習以為常的事情，在這麼一個氛圍下，視頻記錄默默地逃過了真實性的讨論漩渦。編輯成固定時長的影片不是拍攝的初始目的，讓鏡頭裡的人也不需要帶着目的性。
在這個手機時代，大家喜歡說，每個人都在表演。如果每個人都習慣了鏡頭，也許就是紀錄片最真實的時代。
其實上帝一直有一架攝影機，當你上了天堂就會把一切放給你看，你會願意看見燦爛的自己還是哭喪的自己呢。也許是那個忘記了表演，依然讓自己很滿意的自己。
表演并不代表我們僞裝了，我們隻是需要回到監視器裡再看自己的時候，别嫌棄自己就好了。
（本文走了一點意識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