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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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惡的距離》，上半年好評如潮的一部台劇。從一起無差别殺人案入手，細膩地呈現了受害者家庭、加害者家庭、法扶律師家庭、精神病患家庭、精神病醫生家庭等不同參與者以及媒體、公衆、鍵盤俠、政府等不同群體的立場和選擇，同時向我們展示出人性的惡是如何形成的。
誠然，這部劇最後對于這種社會矛盾的解決方式過于天真和理想化，但看完劇，也許每個人對我們與惡的距離、對人性會有新的思考。
什麼是惡？
曆史上封建統治者為維護專制，講十惡不赦，是指十項罪惡極大，不可饒恕的惡行。
佛法中講起罪之由，為“身惡”、“口惡”和“意惡”。身業不善，即殺、盜、邪淫；口業不善，即妄言、兩舌、惡口、绮語；意業不善，即嫉妒、嗔恚、憍慢邪見。惡，可以是犯下殺人、偷盜的罪行，也可以是搬弄是非、花言巧語欺騙他人的口德之惡，還可以是害人之心理、損人之意念。
劇中，李曉明無論出于何種心理，持槍随機殺人，緻衆多受害者及家庭蒙難，自己家人也受盡指責不敢活在太陽下，實屬滔天惡行。
劇中，媒體的野蠻報道使得遭受校園欺淩的學生被逼動手傷人，因為受不了媒體不實的報道和屏幕上公衆的指責，母親帶他一起跳入河中自殺以證清白，這種為了流量和熱度，失真報道的媒體，以及不分青紅皂白标榜正義的鍵盤俠們算不算是行惡？
劇中，新聞編輯主管在随機殺人案中失去了兒子，作為受害者，在知曉自己的下屬正是加害者的妹妹時，讓記者偷偷跟蹤其妹妹從而曝光其父母的行蹤并遭媒體圍攻，這算是一種發洩還是一種惡？
劇中，平凡的精神科醫生，為了醫院的業績創收，讓符合出院條件的精神病人繼續留院治療算不算一種惡？
在一個病态的世界，我們與惡的距離能有多遠？
不要挑戰人性
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
标準很難界定，大多數的我們還是介于中間的灰色地帶，遵紀守法，做一個良好公民。但人性這個東西，即便是良好公民，很多時候也都讓人産生無能為力的挫敗感。
劇中律師為殺人犯辯護，以期找到真正的殺人原因，但公衆罵他沒有良知，甚至潑糞；他忙于法扶，疏忽家人，連妻子兒女基本的生活條件和及時的關心都很難保證，可以理解作為律師的家人、親人對其工作的反感和反對。相反，家人需要多麼無私、多大的包容心和抗壓能力去全力支持律師的工作，則是對人性的一種挑戰。
劇中加害者的父母、妹妹都是普通善良的公民，承受不了媒體和公衆的圍攻而逃逸，母親在劇中曾痛心訴說，誰也不願意自己培養了20多年的孩子成了殺人犯。從對孩子的教育和關心上，加害者的家人确實有不可逃避的責任，如果早一點發現孩子的精神和心理問題，及時給與關懷或治療，也許能避免悲劇。
但是悲劇發生後，作為加害者的家人又該怎樣正常地生活？妹妹被迫退學，改了名字開始工作，偶然發現自己的上司正是被害者家屬之一，擔心、羞愧提出離職，但還是被上司無意中發現，并利用她曝光了她的父母；在奶茶店打工偶遇學長，該學長利用假意關心獲得爆料，引來公衆對奶茶店的圍攻讨伐……
我們不是被害人，也無權要求被害人對加害人的原諒，但是我們作為公衆，作為獨立的第三方，如何減少偏見和歧視？這很考驗人性。
我們大多數人做選擇的時候都是從自私、利己的角度出發，站在本位思考，由己及人，不會力圖站在他人的立場來考量。出于自我保護，我們會下意識地選擇排擠一切可能損害自身利益的事物和人。所以我們會抵制将精神療養院建到自己居住的社區，排擠并孤立有精神問題的同學，歧視犯罪人的家屬……沒有偏見和歧視的世界太過理想化，就目前看是不存在的。
不要挑戰人性。
東野圭吾在作品《信》中說到，“犯罪者必須要有着這樣的思想準備，就是自己犯罪的同時也抹殺了自己親屬在社會上的存在。”從這個角度講，犯罪者應當考慮自己的犯罪成本，是否會因為自己的一念之差引起蝴蝶效應，把家人也帶到黑暗的深淵。
棄烏合，求獨立
曾幾何時，魯迅冷月照孤魂，孤魂咒劣根，批判國民曾麻木的劣根性；而今，我們看到關于社會刑事案件每每刷新微博熱搜，引發群衆情緒和價值導向，這是一種社會的進步。但是圍觀者們有的感動到不行并聚衆煽情，有的義憤填膺，卷入事件的個體也被無限放大或污名化，但是下一秒，可能娛樂至上，投入膚淺的娛樂消息而變得健忘。
《烏合之衆：大衆心理研究》中勒龐闡述了群體以及群體心理的特征，指出了當個人融入了群體後，他的所有個性都會被這個群體所淹沒，他的思想立刻就會被群體的思想所取代。而當一個群體存在時，他就有着情緒化、無異議、低智商等特征。
希望多年的教育至少讓我們多一些獨立思考的能力，多一些理智，有溫度有正義，不要成為烏合之衆中惡的助推器，因為捕風捉影，以訛傳訛的蝴蝶效應真的太具有殺傷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