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社會把人變成鬼。”

——楊曉林《白毛女》

《偷自行車的人》是一部由意大利導演維托裡奧·德西卡執導的經典影片，是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巅峰之作。該片講述了在二戰後的羅馬，民生凋敝，失業的主人公裡奇得到了一份張貼海報的工作。由于幹這份工作必須要一輛自行車，而裡奇家十分貧窮，所以裡奇妻子隻好當掉自己的嫁妝來換取一輛自行車。不料，在上班的第一天車就被偷了。為了這輛事關全家溫飽的自行車，裡奇和兒子從此踏上了找回它的道路。在百費周折，苦苦尋覓依舊無果後，失魂落魄的裡奇在生活的絕逼下也成為了那個“偷自行車的人”。極其普通的故事，沒有奪人眼球的英雄人物，沒有一波三折的精彩情節，沒有精心設計的華麗對白，卻蘊含着許多電影都無法企及的，直擊人心的絕望，表現出了極強的電影張力。

這部影片給我最大的震撼有如下三個方面：

一是相互呼應，設計巧妙，意蘊深長的開頭和結尾。

影片一開頭，導演就以悲情洪壯的配樂《Ladri di biciclette》奠定了全片的感情基調。悠揚而哀傷的提琴聲，一下就将觀衆帶入了沉悶、壓抑、悲傷的氛圍中。同時，導演還用了一個長鏡頭來刻畫當時羅馬失業群體的群像——發布工作信息的招聘者一到，烏壓壓的人群便湧上去将他圍住，每個人的臉上都寫滿了失業帶來的焦灼和不安。兩句飽含宣洩感的台詞——“我是一個泥匠，我就該餓死嗎？”和“就因為不是給我的，我就該在這裡等到死嗎？”将失業群體那種積怨已久的心态表現得淋漓盡緻。

影片末尾，裡奇在走投無路之下決定偷車，毫無經驗的他自然是一下就被抓住，在兒子面前窘态盡現，還險些被帶到警察局。最終，失魂落魄的他狼狽地哭泣着，和兒子一起，帶着滿面的凝重、絕望和苦澀，像一粒塵埃一般消失于茫茫的人海中。此時，《Ladri di biciclette》再度響起，憂郁悲傷的氣氛達到頂峰。

不同于大多數“由好到壞”劇情裡的人物，裡奇的人生底色似乎就是灰暗的。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就是那種“一生下來就被詛咒，戴着枷鎖的人”，就連全片中極少極短暫的“高光”時刻，也都夾雜着數不清的苦澀——開心地騎着自行車，然而這輛車是妻子把家裡的床單當掉換來的；來到高檔餐廳試圖暫時忘記丢車找車的苦悶，兒子卻還要遭受鄰桌富家少爺的輕蔑和鄙視。如同那首前後呼應的悲情配樂一樣，裡奇的人生也是這樣一個又一個悲劇的接續與循環。

二是随着劇情推進，人物形象的轉變。

主人公裡奇雖然身處底層，卻并不頹廢堕落，也沒有什麼不良嗜好。甚至，他還有着許多好的品質，比如遵守禮節，在特定場合會主動脫帽；一氣之下打了兒子，他也十分愧疚，連忙提出帶兒子去吃高檔餐廳，哪怕自己囊中羞澀，而且剛丢了新車面臨着再次失業的風險。然而，這樣一個善良的人，即使貧窮也不忘葆持體面和尊嚴的人，卻被生活和命運逼上了去做竊賊的絕路。最具悲劇色彩的是，裡奇就算是偷，也不是因為性情變壞或者想要用于享樂——他隻不過是一個想要維持一家生計的可憐人罷了。

除此之外，裡奇還有一個從不信神到信神的轉變。最初，他對妻子求問于神婆，還向她付費的行為感到十分不理解。而到最後，苦苦尋覓自行車無果的他自己也找上了神婆的門，甚至急得不顧旁人眼光直接插了隊。這是因為他從無神論者變成了有神論者嗎？我想不是的，是生活将他百般玩弄而他毫無還手之力，走投無路之下隻能求助于神秘力量。從電影中我們可以知道，來找神婆占蔔的人每次都很多，要排長隊才能等到。為什麼神婆如此受歡迎？除了當時宗教氛圍濃厚，時代落後民智未開以外，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底層人民的生活看不見希望。他們被那個充滿動蕩的時代裹挾，因為力量弱小，隻能任其擺布而毫無招架之力。于是，他們隻有把微渺的希望寄托于自己無法解釋的神秘力量，以求獲得心理安慰。

裡奇的兒子也随着故事的發展發生了轉變。在影片之初，他和大多數這個年紀的其他小孩一樣，稚嫩而可愛。然而在影片末，他坐在路邊焦慮地抓着頭發，本該是天真爛漫的年紀，臉上卻出現了成年人才會有的麻木的疲态，頗有當下的“社畜”之感。這種無可奈何的早熟讓人十分心疼。他見證了父親和小偷激烈的争執、見證了父親最終成為一名小偷、見證了父親無數的窘迫和狼狽、見證了尖銳的貧富差距和來自富家少爺的蔑視，他心中“父親”高大偉岸的形象會不會已經漸趨坍塌？他對生活的理解會不會已經發生了不可逆的扭曲？我們不得而知。

三是鮮明的新現實主義風格和幽微細弱的哀而不傷。

《偷自行車的人》作為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巅峰力作，幾乎遵循了所有的新現實主義美學原則。包括實景拍攝，展現真實的羅馬街頭風貌；大量運用長鏡頭和客觀視角，保留現實生活的客觀性，營造真實的視覺感受；起用非職業演員，避免角色的類型化和刻闆化；對于階級、社會、政治、黨派等宏大叙事點到為止，重點聚焦小人物的生活命運；按照自然時間進行線性叙事，采取相對松散的叙事結構，淡化情節中的戲劇化沖突等等。安德烈·巴贊在其著作《電影是什麼？》中曾表示：電影所具有的藝術價值與美學價值，在于解決電影藝術形式的觀賞性與叙事性之間的矛盾，使觀衆忘記演員的表演、忘記叙事的文本、忘記鏡頭的調度，甚至忘記電影本身的存在。《偷自行車的人》毫無疑問做到了這一點，其鏡頭的調度、運用與表達均蘊含着高度的技巧與雕琢，卻傳遞出了極為真實自然的鏡頭語言，仿佛是在徐徐展開一副真實的羅馬生活畫卷。然而，這種真實給觀衆帶來的震撼卻遠大于刻意的戲劇化表達，這也是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影片的價值與意義所在。

與此同時，整部電影的情感和主旨表達也是隐秘克制的。沒有直接的情感宣洩，也沒有激烈的批判，而是從平淺的細微之處緩緩流淌出來，傳達出一種幽微細弱的哀而不傷，一種沉悶的隐痛，讓人感覺“後勁十足”。

回到文首那句“舊社會把人變成鬼”，又有多少身不由己的普通人會重蹈裡奇一樣的命運呢？晦暗的時代，人性消解的過程或許不是轟然一響，而是唏噓一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