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篇小說集《仙症》的後記中，鄭執曾以自嘲的口吻談及這篇作品帶給自己的改變——“很多借《仙症》一篇才初識我的朋友，滿懷期待地購回我幾年前的舊作，閱後大失所望，驚呼‘寫出《仙症》的作者竟然還寫過這種東西’”。毫無疑問，這篇榮獲“匿名作家計劃首獎”的小說，不僅是小說家鄭執重返嚴肅文學初心的裡程碑，更是他的豹變之作。《仙症》題目中的“仙”與“症”指向的正是小說的核心矛盾。所謂“症”者，王戰團瘋癫，主人公口吃，共同成為日常生活的不可控因素。因此小說的以“我”向法國女友Jade講述王戰團的奇行起興，進而牽出自身源于生理缺陷的漫長困境，兩個零餘者的肝膽相照，使得主人公最終領受命運，完成自渡，獲得“不再被萬事萬物卡住”的信心。“仙”則指向小說中兩個家庭的數次求神拜鬼，嘗試以超自然力量迫使零餘者重歸正軌，雙方的血淚交鋒中，九十年代一個沈陽工人家族的浮沉與創傷最終躍然紙上。以交織着地域氣息和集體記憶的系列作品震撼文壇後，“新東北作家群”的創作者們同樣面臨着創作的二次轉向，突破特定的時間與地域，驗證自身情感結構的普适性，成為他們需要解決的問題，而這種沖動當然也蘊藏在電影《刺猬》之中。

一、發瘋勝利法：《刺猬》如何改造《仙症》

《刺猬》雖然以小說原作者鄭執領銜編劇工作，但是對原文的改造頗多。首先是作為小說主人公之一的王戰團，其經曆和結局都進行了改造。經曆方面，《仙症》中王戰團一直聲稱自己是潛艇兵，實際上經過大姑揭破他是戰艦上的信号兵。發瘋的原因是特殊時期他在兩派之間不願站隊被關了禁閉，退伍後轉至飛機廠繼續工作，為飛機電焊翅膀時火星入眼，導緻二次病發，長期歇病假；而在《刺猬》中向往太平洋的王戰團之前在大連碼頭做搬運工，後來才成為輪船船員，因為舉報走私被關入禁閉室，橫渡太平洋也沒能看上一眼。下船後回到沈陽，再就業成為煤礦礦工。而結局層面，《仙症》中王海洋車禍橫死後的第二個月，王戰團在精神病院突然離世。《刺猬》中參加王海洋葬禮後的王戰團，逃出了精神病院，試圖延續自己橫渡太平洋的夢想。其次是另一個主人公周正，《仙症》中身為留級生的“我”（周正）跟着半仙趙老師念咒；到了《刺猬》中，周正面對母親苦勸也拒不配合半仙趙老師，并且設計聯手王戰團舉報趙老師，警察介入鏟除封建迷信。《刺猬》中舉報迷信活動的橋段，明顯能窺見鄭執的另一篇小說《他心通》的影子。另外，周正的出場時間和職業在兩部作品中也不盡相同，《仙症》中請趙老師為王戰團看事兒時，周正的父親隻有16歲，周正尚未出世。而《刺猬》中，鏡頭中的周正卻手持玩具槍率衆前往王戰團的家；《仙症》并未透露“我”長大後的職業，而《刺猬》則安排身為遠洋輪船三副的周正身穿制服攜未婚妻重回沈陽。最後改動較多的是妻子Jade，《仙症》中“我”在法國搭讪Jade，“想不到她操起東北口音的中文跟我攀談，驚覺彼此竟出生在同一座城市，甚至在同一間婦産醫院”，驚覺緣分的二人一見鐘情；而在《刺猬》中Jade則從黃種人變為一位具有阿根廷血統的混血姑娘，懷有周正孩子的她，邀請周正父親為孩子起名。與此同時，Jade在《仙症》中見過“我”在沈陽的所有親族，王戰團的妻子，我的大姑還特意摘下佛珠為她帶上；而在《刺猬》中大姑最後遁入空門，周正與Jade無法與她分享收獲新生命的喜悅。

小說與電影彼此形式、特征有别，它們的轉化絕非依照内容将故事可視化那樣簡單。如何圍繞文本巧妙地處理叙事性與視覺性的關系，正是體現編劇與導演功力與意圖的核心指标。梳理二者的内容改動不難發見，相對于小說《仙症》的多義性，電影《刺猬》的改編思路乃是删繁就簡——削弱時代背景，凸顯主角關聯，填補叙事空白。而這套組合拳，最終被宣發簡化為電影各版海報中的幾個關鍵詞句——“發神金，做自己，拒絕内耗，不再被萬事萬物卡住”。

二、零餘者：内耗主體與東亞哀傷

從《孔雀》（2005年）到《立春》（2007年），将鏡頭對準那些心懷詩意卻又遊蕩在主流生活之外的邊緣群體，揭示他們的心靈世界，始終是顧長衛的創作目标。與諸多“新東北作家群”的代表作一樣，《仙症》也是一個交織着個體命運、時代劇變、集體記憶、寓言形态等多種元素的文本複合體。從成片來看，除去母親阻止周正随王戰團下河遊泳，哭喊自己已經下崗的絕望一跌，半仙趙老師的兩度出場，以及在影片中反複出現，象征着工業景觀的孤獨的煙囪。《刺猬》實際上極大地簡化了時代、地域等标志性質素，以便将視角聚焦于周正與王戰團的忘年之交——多虧這位不拘禮儀、寬厚純真的大姑父的理解與肯定，才使得口吃且自閉的周正依舊能夠葆有尊嚴與幻想，王海鷗結婚時兩人高坐煙囪頂端遙送祝福的畫面，象征着兩個心地柔軟的邊緣人對未來的美好期望。而對兩個被生活包括在外人物在困厄時肝膽相照的細膩刻畫，以及周正在成年後以遠洋輪船三副身份橫渡大洋，繼承王戰團夢想的橋段，可說是延續了顧長衛發掘并寄情于那些主流生活零餘者的創作偏好。

具體到表演層面，葛優精準地把握了王戰團在不同時段的微妙情感變化，即便故事中有不少諸如以蔥為翅飛躍房頂，放出輪船禁閉室後發狂吟詩，以及與半仙趙老師正面交鋒的奇情橋段，他也始終克制地将自身演繹框定在人物的生命邏輯之中，最終樹立起王戰團“俗世奇人”的獨特光彩。有趣的是，《刺猬》的此番取舍成功擊中了當下功績主體（Leistungssubjekt）的兩大焦慮：其一是如何在漫長、激烈的競争中降低精神内耗，其二則是怎樣平衡家庭教育中的理性與感情。由此觀之，作為教育電影的《刺猬》不啻于對《抓娃娃》的反寫——富豪馬成鋼斥巨資為兒子馬繼業創造出的“楚門世界”，對周正而言恰是他難以擺脫、必須承受的生活本身。馬成鋼的“楚門世界”可以因為兒子窺破真相而瞬間消失，周正卻必須獨自承受缺陷與裂變，然後反哺父母，直到完成渡己、渡人的艱難任務。在他的一路掙紮中，唯一能夠為之提供精神支持的，居然隻有王戰團這個大家眼中的“瘋子”。“我是為你好”的壓抑與少年找尋主體性的艱辛，賦予了《刺猬》與《抓娃娃》同樣哀傷的東亞底色。而故事邏輯對個體領受與自渡的路徑依賴，也多少傳達出創作者對功績社會群體心理狀态的隐憂。

三、超驗路徑：曆史記憶與性别政治

零餘者的動人友情和個體的心靈成長之外，時隐時現的曆史記憶與性别政治同樣是《刺猬》值得格外關注的部分。無須諱言，書寫劇變時代的集體記憶乃是“新東北作家群”投入寫作的核心動力，這使得它也彌散于人物形象、場景設置、故事結構之中。周正與王戰團的相遇，源自于周正父母在減員增效活動中的自顧不暇。兩人之間的關系能夠逐步深化，則是由于周正父母下崗後忙于經營小飯館。兩人聚會的廢棄煙囪象征着被稱為“中國魯爾”鐵西區的往昔榮光，也預示着經濟結構的深刻轉型。随着劇情進展，少年周正與父母的矛盾逐步深化，險些造成無可挽回的悲劇。倘若了解“新東北作家群”創作背景和生活經驗，我們便不會隻從教育方法論層面理解這種沖突，而是能夠體察到這種沖突背後的複雜面向——下崗夫婦艱難求生，望子成龍的心态，當時普遍收取的“九千元擇校費”造成的經濟壓力，以及劇變的社會結構帶來的壓迫感，都可能導緻這場親子沖突逾越臨界點。筆者曾撰文指出，該作家群體擅長使用“以現實主義‘跳接’到現代主義的書寫方式”，而這種叙事模式所指向的，正是無力改變時勢的個體對于現實困境的想象性解決。當我們以這種視角，回看周正的職業選擇以及王戰團的出走去向，也就能體察到兩人姿态背後以當下行動超越往昔苦難，實現自我補償的心理動機。與此同時，《刺猬》中的零餘者均是男性，而以各種手段（拜神、體罰、下藥、禁足）試圖将之拉回正軌的則是周正母親和大姑兩位女性。如果将王戰團與周正視為無辜的受難者，那麼強迫他們回到正軌的對立方難免會被貼上加害者的标簽。然而我們還需要看到作為變量的周正父親，周正的跳樓源自于父親在自家餐館中當着同學的面對其進行人格羞辱。雖然其後影片呈現了父親偷偷塞錢和保留周正情詩的橋段，暗示父愛如山，隻是表達乏術。但是其系列行為也會導緻母親成為與周正溝通的唯一渠道，進而成為矯正周正的唯一抓手。由此可見，《刺猬》中的零餘者與女性的博弈景觀，并非指向女性的偏執和狹隘，而是呈現了女性所遭逢的結構性壓力——負擔了過剩的責任，卻又無法逃脫，無處纾解。她們既是社會壓力的主要承受者，又是繁複事務的核心經理人。走投無路，最後隻好求助于超驗性力量。這也許就是《刺猬》中，回到沈陽的周正和Jade發現大姑最終遁入空門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