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個多月，我隻要有空，都會準時守在電視前頭，看重播的《我愛我家》，緬懷緬懷青春時代，發幾次單純的笑。為此我查了些資料，打算寫篇講我愛我家的日記，結果查資料時看到了文章“我愛我家史前史”，寫的真的精彩絕倫，埋梗無數，頓時自己的心氣兒全沒了。喜歡我愛我家的大佬一定要看看這篇文章。
憋了兩天，還是抑制不住對這電視劇的喜愛，還是淺淺的說幾句吧。九十年代初，改革開放還沒進入深水區，大家都在兒童池裡面撲騰，但已經有了一定泳姿，撐死遊得快的，淹死遊得慢的。年代稍早一點的《省港旗兵》電影中，有個情節：大哥說這一票做完每個人能分到25萬港币，其中一個小弟掰手指頭算了半天“比我100年的工資都高”，受到這種極緻的性價比刺激，大家沒做什麼思想鬥争就一緻同意了從廣東偷渡到香港搶銀行。
1993年左右，傅老一家靠工資賺錢的三個人。工資加起來一千塊多一點，保姆工資是一百多，傅老離休前期是沒有單位保姆費補貼的，後期有可能找單位聊聊把誤會解開，把補貼貼回來。這筆補貼對傅家比較重要。但對家裡有底的胡家和開銷不大的鄭家倒是灑灑水了。那個年代老幹部的退休采取“扶上馬送一程”的慣例，一般都會返聘個幾年。這個慣例跟當時高層的風向是基本吻合的，比如1982年成立，1992年撤銷的中顧委中就集中了很多精力充沛的老領導。
那個年代北京是中國最大的銷金窟之一，隐隐超過上海。因為掌握批文，可調撥資源的門路北京最多，在當時拔地而起的高層建築中，絕大部分是高端酒店。由于房價不高，蓋民宅回報率低，大規模拆遷後建設的，大都是高端商場。比如燕莎、賽特、藍島、城鄉、百盛、當代等等等等。蓋一個大商場就火一個商圈。我愛我家中，拆遷的荒信兒就是說要把他們家拆了蓋商場。如果這一集編劇确實是按照當時的實際情況寫作的話，這個商場應該就是如今依然慘淡經營的複興商業城。
賈家的主要陳設中，客廳的沙發是換了的。由于大量蓋樓，北京市也進入大工地時期，周邊也建設了不少家具城，找木匠打家具的行為，逐漸被去家具城買家具代替。王小波先生的打家具技能成為時代的眼淚，還好挑沙發技能依然可以發光發熱。
寫文人小時候每天都看北京晚報，裡面介紹了北京飯店貴賓樓（大概率是這）一道鶴龜什麼的菜，六萬二千塊。晚報上還登載過一篇諷刺暴發戶的文章，大意如下： 某餐廳一位暴發戶聒噪，另一位穿着低調的年輕人制止，暴發戶鄙視年輕人，年輕人輕描淡寫的說：“你的公司值多少錢，我把他買下來。” 這篇文章在當時的環境下看着挺解氣，有素質的年輕人賺了很多很多錢，但現在琢磨琢磨，這年輕人這麼把錢不當錢，是什麼來路呢？ 當年北京有四李，是明面上非常有錢的大佬，後來還有京城四少，也是明面上比較有錢的年輕人。包子有肉，從來不在褶上，能連篇累牍報道出來的一定不是最有能量的。
說回傅家，初戀情人文怡女士來做客，老傅從小金庫裡拿出錢來買王八。那個年代自由市場的王八基本是野生的，并不便宜，可能要花老傅一禮拜的退休金。劇中的孫老闆一頓飯，能吃沒老傅家這套房，不過現在老傅家的房産價格應該過千萬，有錢人們在能吃，怕也沒那麼大胃口了。 當時北京物資比較貧乏， 在包餃子的機器出現之後，大量餐廳為了省人力都購置餃子機或者直接買機器餃子。機器餃子十分難吃，最重要的是，跟大家熟悉的餃子形狀完全不同，倒像祭奠用的元寶，上一盤那種食物，完全沒有吃餃子的氣氛。所以為了招攬客戶，餐廳窗戶上往往貼上”手工水餃“的紅字。包餃子是中國人非常重要的儀式感事件，有喜事兒或者過年過節才包。一般來說餃子、扁豆焖面、炸醬面這種食物北京人是不會出去吃的，那年月要開個賣餃子或者炸醬面的館子，那一定倒閉。
老傅家在這方面尤其原教旨，雖然主要包餃子的活動都交給小保姆，吃餃子的活動交給二混子。但哪怕是最奸懶饞滑的賈志新，也有一手在短時間内連擀皮帶和餡，包出幾種餡兒能讓六七個人吃飽的一頓餃子的能力。 随着住房條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大家越來越懶，更多人願意去飯館點上幾樣有家人味兒的手工水餃吃一吃。當然，志新雖然遊手好閑，但絕對仗義，在面對家人小資産階級軟弱性爆發時，他經常成為最後的解決問題者。比如給被騙的老鄉盤條，跟豔紅商量讓大哥大嫂退股，轟走拆家的施工隊，口頭上準備教訓炸油條的退伍特種兵等。在解決問題方面，他的能力僅次于和平女士。
老百姓家庭下家常菜館子的頂奢菜就是王八，亞軍大概是松鼠鳜魚，季軍大概是油焖大蝦。油焖大蝦是一種餐廳可以不會做，但菜單上絕不能沒有的菜，那時候國營餐廳因為味道差，服務差被大家诟病，錢都被物美價廉的私人餐廳掙走。在壓力之下，部分國營餐廳搞起了改制，給服務員點菜提成，因為油焖大蝦提成比較高，部分主打家常菜的餐廳服務員看客人坐下後，都要笑眯眯的推薦油焖大蝦，在被拒絕後才開始走摔盆砸碗，翻衛生球眼的流程，總算是有了個過渡環節。
所以，諷刺和平吃炒咯吱是窮人樂，平時經常出去下館子的賈志國，到了志新掏公司三千塊錢公款請客的粵菜館之後，點起菜來也無非就是一道油焖大蝦，他點菜的檔次也說明，志國平時下館子也都是平價餐廳。反而是老傅見多識廣，直接點了平時吃不到的龍蝦，畢竟他也是世家大族出身，又當了局級幹部，年輕時候吃過見過，格局比兒子大很多。一家子人都點了蝦，也提現了當年北京水産品市場的匮乏狀況，所以後來，出現了宰客水平堪稱藝術的京深海鮮市場。
那個年代新開的飯館，頂奢是港式粵菜，好吃新銳是川菜，魯菜能靠着海參撐撐門面，北京菜靠鴨子苟延殘喘。《編輯部的故事》裡，諷刺吃喝風的一集“中國大宴席”中：有一句台詞，我記得是于德利說的，大意是：“菜你們就看着上吧，天上飛的，地下跑的，都要人工飼養的。”這句話非常有水平，頭半句表示了熱情接待，不拘種類安排硬菜，後半句表示了成本控制，因為很多餐廳用野生食材作為噱頭漲價，那價錢就沒邊兒了。
那年代北京的飯館尚且有各種活禽活獸，我上下學經過的某飯館還在門口用鐵籠子養了隻鴕鳥。廣州的市場上更是像個動物園，1992年上映的《警察故事3》裡，成龍到了内地村裡的餐廳，張嘴點的第一道菜就是”果子狸炖水魚鞭“水魚就是甲魚，水魚鞭成長到能吃的程度，至少也要兩三斤。這多少也反應了港人對廣東内地的刻闆印象，這類刻闆印象在那個年代的港片裡比比皆是，現在看看還挺有趣的。
那年代北京有些順口溜：四大傻，四大綠，四大黑，四大猛什麼的。比如四大綠就是青草地、西瓜皮，王八蓋子（據說後改為北京國安），郵電局。四大傻流傳比較廣：第一條就是點菜點龍蝦，此後是購物去燕莎，手機腰邊挂，第四句版本很多。比如什麼：小姐帶回家，飯後去卡拉，有錢小秘花，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凸顯了先小富起來的人們對性價比和個人氣質修養上的雕琢打磨。
老傅家雖然平時省吃儉用，但錄像機可是正牌的索尼貨。那個年代錄像機是家裡的高級奢侈品，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自由。首先，錄像機不用憑票購買，在早年間，一張電視票，羨煞一樓人，誰家要是電視買的早，放電視的時候一定有很多人來蹭看。當時物質文化生活相對匮乏的全國人民心中充滿了對彩色電視的渴望，大批采購員齊聚廣東，去廣東空手套白狼倒騰走私彩電也是王朔小說中極為精彩的故事。王朔筆下的方言他們代表的是大院子弟勢力，這些人走的是白道，認識的朋友住在軍區大院，調動點車啊資源什麼的隻需要說說話，真的鬧出大事，也有父輩的關系網兜底。絕大部分采購員是除了錢和介紹信什麼都沒帶，所以注定被方言和走私販兩頭堵着攥出尿來。
倒騰彩電，順利的話一台可以賺幾千，不順利也可以賺幾百塊，是平民發家緻富最快渠道之一。《樹大招風》中，任賢齊的角色在不搶銀行後，也是瞄準了暴利的電器行業。有的大走私商，從香港或者海上用大飛接貨，直接開上岸就地賣給諸多等在下面的第二手商人，一晚上賺幾十上百萬像玩兒一樣。 錄像機進入國内市場時，彩電已經不憑票購買了，随着市場飽和，價格也有一定程度的回落，有了彩電的人民也不甘于每天就看新聞聯播和渴望，也想看點電視台不播的，自己想什麼時候看什麼時候看的，錄像機滿足了不少人自主掌控娛樂時間的渴求，代表某種程度的自由。
作為彩電的配套裝置，錄像機一出就火遍市場，九十年代初，商場裡一台錄像機要三四千塊錢，當時平均工資隻有幾百塊。為了大彩電這種已經花了大價錢的沉沒成本，錄像機自然是第二個購買風口。老傅對錢看的很緊，動員他為了錄像機花錢，賈家孩兒們一定費了不少口舌。
我記得小時候家裡斥巨資買了錄像機後，最常看的是法國喜劇電影警察系列《警察與女兵》《警察結婚記》等等，錄像機還配了掃碼筆，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怎麼用，剛查了才發現，有定時播放等功能，反正當年沒用過。據我父親透露，高中時我曾把錄像機帶到學校去給同學放錄像，我自己一點印象都沒，隻記得那天看的錄像是好幾年前引進國内的第一部大片《真實的謊言》，以及臧天朔主演的《北京雜種》，帶子都是朋友帶去的。
很多心思比較活絡的人們利用錄像機，在各地開設了錄像廳，通過《古惑仔》，《滿清十大酷刑》等片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因為錄像機是如此自由奔放的産物，所以《乘風破浪》中，徐正太把未來笃定的壓在錄像廳生意上，後來就破産了。
錄像機的配套設施也很多，卡拉OK機，倒帶機等等，在九十年代，大家傾向于在家裡練歌，然後去滿大街都有的卡拉OK廳跟朋友一飙歌喉。後來，卡拉OK廳細分為商k（比如著名的天上人間）和量販式（麥樂迪錢櫃）兩大流派，如今量販式已經式微，下沉市場幾塊錢一首的流動歌攤卻如火如荼。《乘風破浪》中， 做商K的張素貞比老公多扛了幾年，終于因不誠信經營問題（猜的）倒閉。 我愛我家中，孟昭陽帶了一台國産卡拉OK機來跟老傅一家練歌，這表示，此時仿制卡拉OK機技術難點已經被國内廠商攻克完成，雖然錄像機時代，國内廠商沒能吃到最大的紅利，但到了VCD流行的年頭，風水最終轉了回來，大山寨時代即将開啟。
《編輯部的故事》後來拍了個賀歲片，萬梓良參演，拍得不是那麼有趣。如果我愛我家的編劇和部分演員不那麼命途多舛，能每隔幾年拍個賀歲片或者劇集，展現一下北京或者全國的變化，該多好玩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