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喪子之痛，所謂移情都是虛妄，救贖不過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唯一的真實就是等待自己被思念和悲傷吞噬的過程。作者一方面幹脆利索地否認了創傷療愈的可能，另一方面揭示了“人格面具”的虛假。心理醫生是主人公的人格面具，在精神分析領域亦包含救世主的能指，可是這種身份并不能幫助他從苦海中掙脫，他和家人、患者一樣，在情感的一張一翕中時而沉溺，時而歇斯底裡。更殘酷的是，他不能停，他還要繼續以醫生的面貌治療他人，繼續帶着巨大的苦痛踽踽前行。中年喪子，被迫面對家庭的殘缺，心理醫生一家人的境遇，注定長期“低情緒”的生活狀态構成了當代社會中年危機、精神危機的一重圖景。
毋庸置疑的是，從麻木走向敏感，強調“共情”是當代人精神演進的基本路徑，我們再也不會像綏拉菲摩維支筆下帝俄時代的農奴一樣，對孩子的離去不以為意。可是，“敏感”在構成了人類文明“完成性”的同時，似乎也使文明嬌弱多病——若是生活因親故離世陡然解體，當代人已不再具有完全恢複的能力。我們拒絕遺忘，對生死保留着敏銳的察知，我們始終珍視個人尊嚴，深刻體認每個靈魂的不可替代性。然而精神敏感的強作用力卻實實在在地反噬着個人持續生活的意志。某種意義上，我們每個人都需要自救，因為沒有多少人能從苦難中汲取向死而生的力量，或許這就是“斷舍離”式鈍感文化之反動的理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