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就很喜歡周子其， 他成績好但不安分，有想法又願意思考，也有點有恃無恐。 曾以為他真的能成為偉大的曆史學家，但在現實中也看到他慢慢在做出妥協，也能看出曆史老師李亮的惋惜。了解到周子其的近況，有種想落淚又無力的感覺。
“老師，周子其上次看了一本什麼書，叫《極權主義的起源》，我說這個和高考是不是有點距離啊，老師您有機會教育教育他。”——周子其爸爸
“放在整個社會的大環境之下，十一學校更像他們營造出的「烏托邦」。學生們隻能在這個小的「烏托邦」裡當家作主、自由探索，出去之後，依然要面對外面的「規矩」。 但事實上，即便是烏托邦，依然要受到來自整個社會的凝視與拷問，它隻能是「既要、又要」的遊戲——成績是護身符，然後用多倍的精力，來保護「額外」的自由。 對周子其來說，這幾乎成了他之後十年中的一個隐喻。在十四五歲探讨各種命題的周子其，如今25歲，和其他觀衆比起來，這個「局内人」更多地在消化自己身上的變化。十年後，他說，現在的自己「更務實，更世俗，在不斷地适應社會中」。
因為高考失利，沒達到父母期待中光華或者元培的分數線，反而如願學了自己喜歡的曆史，但發現北大曆史重考據，離他所關注的現實很遠；出國讀研究生，沒想到很快疫情開始了，再也沒辦法出門，隻能上網課；畢業後受到大環境影響，在美國找工作并不順利；回國後，因為專業的性質，很難找到合适的政策方面的工作，最後周子其選了前景不錯的學而思，畢竟是朝陽行業，先養活自己；7月1号入職，緊接着就是雙減，整個部門被裁了……如今他在一家留學咨詢公司任職，不是自己最喜歡、最有熱情的，也不是父母最期待、最體面的，但好在「保證了我的休息時間，待遇也還可以，做的事情我也不讨厭」。他說，這是一個「逐漸發現自己是普通人的過程」。”
這個學校有太多和周子其一樣的學生，背後是完成了階層跨越的家庭，所以，作為下一代人，被動地背上了維持和鞏固它不要下墜的壓力，最好可以朝上走走。像周子其自己所說：「我爺爺把我們家從村裡帶到市裡，我爸從地方來到了北京，他們希望我也能再往上跳，一節一節往上跳。」
高三那年是他最分裂和痛苦的階段。二模時，周子其考了年級第一，高出第二名15分，老師們希望他可以沖刺一下北京文科狀元，父母對他的期望是高考680。周子其爸爸曾經在軍隊裡讀完了碩士，二十年前轉業做了銷售工作；媽媽是英國碩士畢業，金融管理專業。他們希望兒子可以考北大光華或者元培，然後「把經濟、金融、銀行作為職業」。
一方面，周子其想學自己感興趣的曆史，但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如果成績再壞一些，爸媽可能就同意了，但以目前的成績來說，曆史系肯定不幹，畢竟，「北大曆史和北大元培哪個好聽一些啊？」周子其有點動搖，覺得父母的方法最穩妥，先搞定「飽暖」，再想亂七八糟的，但也有點不甘心。
”如果說周子其的家境很一般，有這樣的想法我們覺得很好，因為他改變了自身的命運。像周子其這樣的孩子，批判能力一點不缺，他為什麼沒有激情，他找不到如何跟這個世界發生關系。十一學校的老師是這樣，你教得再好，如果沒有一點社會情懷，實際上很沒價值，無非是為一些中産家庭的後代提供一個升學服務，很可憐的。“”對，你這個話很準，升學服務。現在我們大家都在競争，誰能夠提供更好的升學服務。在這方面做得好的就是名牌學校。” ——李茂，時任十一學校戰略咨詢顧問
教育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話題，即便在校園裡構建一個”烏托邦“，也一定會面臨現實的”入侵“。有時候社會最痛苦的一點就是讓人們感覺：義無反顧的去追求自己的夢想是件很奢侈的事情。我在看《人生七年》的時候，來自不同階層環境的大多數孩子，最終好像都實現了那些，我們認為遙不可及甚至有些荒誕的夢想。很難說，可能是因為他們能更好的與自己和解，亦或是可以看淡他人的眼光和世俗的評價。
當他們成家立業了，可能解決了工作，解決了房子、車子，這時候意識到，這些永恒的問題我全都沒有想過：我該怎麼活着，我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導演
陳楚喬，小小年紀說話就非常沉穩，高中就展現出創造氣質，她是十一希望培養出的那種學生，找到内心的熱愛，也還在堅持自己的熱愛；關心這個世界，有把根紮進土裡的力量。
有壓力的時候都是想着去解決問題，把問題解決了就沒有壓力了。——陳楚喬思維的深度、廣度，對一些感性情緒的捕捉和拿捏，這些素養不是某一門課程會明文規定需要具備的，或者考試會考到的，（但在這門課上）具備這些素質的人被鼓勵說出自己心中的想法，我覺得是可貴的。——陳楚喬
當然可以說十一是一個烏托邦，因為這個烏托邦的存在，我在一個非常多元的環境裡厘清了我跟這個世界的關系，厘清了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想要什麼、想做什麼，就算走入社會，進入到一個大熔爐裡面，會遇到環境的差異和心态的變化，但我身處烏托邦時對自己的那些認識，也會幫我平穩地度過。 自己一直是線性的正向的發展，越來越接近想要的東西，每個階段也都有每個階段的滿足感。 ——陳楚喬
「前20年，爸媽把路鋪得特别好，想幹嘛幹嘛，有人保底，想出國『咵』就出去了。但回來之後呢，謀生賺錢上幹不過父輩，藝術追求和創作上也要受到上一輩非常苛刻的評價。」——陳楚喬的媽媽在外企工作，爸爸是位藝術家。關于這些，很多沒有展現在最終的紀錄片裡，張琳擔心，談論中産的痛苦，隻會讓大家覺得「凡爾賽」。
李文婷才是大多數人的縮影吧，從小城市來到北京，這裡的評價體系變得更加豐富了，小鎮做題家曾經最擅長的就是考試，但現在，周圍最不缺的就是學霸，成績也不再有優勢，落差感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但十一中學的教育，對她來說，就是先拿到一個好成績，完成階層的流動，在複雜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相比于其他周子其和陳楚喬，李文婷更容易超越自己甚至父輩，更容易獲得幸福感和滿足感，現在成為一個“小富即安”的人。
在導演們捕捉到的鏡頭裡，出現在周子其桌上的是《劍橋中國晚清史》《世界近代史》之類的大部頭，但李文婷桌上始終都是教材、試卷、作業；别人在操場上踢球的時候，李文婷在宿舍裡劃重點；别人在學校裡觀察植物，李文婷在做題。
可能那段面臨很多選擇、迷茫、彷徨的時期是一個早晚要經曆的階段吧，隻不過我的這個時刻在高中就經曆了而已。還是提前一點好，總比大學了才知道，但沒辦法更改強。我很多從小地方考入名校的同學，有的一心撲在高考上，高考結束，突然發現人生沒有了目标；有的學了自己不了解、不喜歡的專業，渾渾噩噩過完了整個大學；有的讀了研，又覺得自己不适合讀研，太難受退了學；還有的選擇了本科畢業直接就業，工作一小段時間覺得不合适，于是頻繁跳槽……——李文婷
我的教育是中庸的，平平淡淡才是真。正常人生活下來，不見得比優秀的人不幸福。尤其女孩子。——李文婷爸爸
李文婷隻是剛剛完成社會流動，在當下的中國，可能對她來說是更好的選擇。至于什麼時候再去有更大的或者其他的追求，慢慢等，慢慢來。——導演 其實傳統的教育模式有一種純粹，反而塑造了一方『淨土』，把什麼都剔除了，按老師說的來就行了，都不用思考；但在十一中學，要安排自己的時間，要尋找自己的興趣和驅動力，要對抗很多。——李茂
她是個快樂的姑娘，不會想太多關于「意義」之類的，也不會因為工作重複性強而不耐煩。每天最開心的就是不會遇到難搞的客戶，然後按時下班，回家看看電視劇和綜藝，「對着屏幕傻樂呵，笑出鴨叫那種」。關于未來的想象：「要是可以升個小職，當個小主管、小經理呀，就很完美。」她在社交媒體上見過一些辭職追求夢想的人，會佩服他們的勇氣，但不會羨慕：說走就走是不錯，但總要回來，還要再找工作；也見過一些把愛好變成事業的人，會羨慕，但覺得不适合自己。适合自己的是：「按部就班地上班，本着一個難得糊塗不為難自己的心态。」
直到讀大學，很多人才開始建立自己的價值觀、人生觀，而這些孩子，已經在十四五歲的時候，探讨曆史、政治、愛情、權利與自由…… 辯證思考，清晰表達，光是這兩點就領先了很多。沒有親眼看見，就想不到教育資源的差距有多大。真的好羨慕他們自信大方，從容健談。感覺對高中的記憶很模糊了，盡管有課外活動，但按部就班的學習是重心，也慶幸自己很早就知道自己真正熱愛什麼，擅長什麼，大學也沒有惶惶度日。
教育有了思辨的土壤，理想定能生根發芽。但目前狀态是，脫離北上廣其實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素質教育。這裡是中國的伊頓公學，充滿了理想主義和跟多數人完全不同的青春。誰要成績？誰都要啊，學生也要，家長也要，社會也要，都要。沒有一個人不要。成績，其實是十一學校的入場券，也是改革的護身符。 ——年級主任王春易
和十年前相比，開闊的、上升的、自由闖蕩的環境和機會不再那麼充裕，更多年輕人像李文婷一樣，端起體制内的鐵飯碗。和李文婷的安穩自洽比起來，周子其和陳楚喬看到的世界顯得更殘酷些。張琳和老師們交流過，這裡大部分都是中産階級的後代，他們「希望能把這些不用太糾結于生存問題的年輕人往理想的教育去帶一帶，真正有人格和心靈上的成長」，成為有個性、有思考、有内心驅動力和社會關切的「人」。現實的一面又是：「無論學生時代想得再高、再遠，對這個東西再有激情，真的入行，就是很大一瓢冷水澆下來。」
任何一個學校都不能決定學生的上限，但好的教育是給大家下限，起碼不會特别差，起碼不會是一個壞人、惡人，不會是一個哀莫大于心死的人。「他們都是普通人，但他們是『珍貴的普通人』，是生長出了自我、有獨立意識、擁有内驅力，卻也在挫敗中不斷修正自身位置的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