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洲》和《小偷家族》的叙事模式幾乎一緻，人們被期許的、保護弱者的價值要素——如法律，家庭——反而成為了拆解、分裂非血緣親密關系的可怕力量。這種張力在東亞這樣一個将全部保護弱者的希望都寄托在家庭之中，并把家與血緣關系融入法律之中，甚至以“家戶”為法律的基本單元（比如日本）的，而社工與社會組織十分薄弱的社會當中更具張力。可悲的是，那些親密關系（前者是愛情，後者是親情）最終消散在所謂溫暖家庭和正義法律的入侵之中。可笑的是，這種入侵看似公正，可在李滄東這裡伴随着警察對殘障女性的無情嘲笑——“這種人你也有性欲？”，而在是枝裕和那裡更殘忍，直接導緻了女孩的死亡。如果說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學一定要與集體對話，那這種對話将越來越多的反叛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