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分不清真假了！”

相較于《緻命ID》以人格厮殺制造懸疑，《在人間》更接近《搏擊俱樂部》對現代人精神分裂的哲學思辨，但其内核卻是東方式的“和解”——賈小朵與徐天的情感羁絆，暗合黑澤明《電車狂》中“瘋癫即清醒”的救贖觀。在國産劇範疇，其先鋒性可比拟《摩天大樓》的結構實驗，但主題縱深更勝一籌。作為一部以“多重人格”與“虛拟空間”為核心設定的高概念劇集，《在人間》以先鋒的叙事實驗和深刻的哲學思辨，在國産劇中開辟了一條虛實交錯的意識流探索之路。

徐兵導演以“人格碎片化”手法構建叙事主體，摒棄傳統心理劇的懸疑獵奇，通過非線性剪輯和虛實交錯的場景切換，将主角徐天的六重人格具象化為獨立角色，形成一場“自我消滅式”的内心戰争，撕開了當代社會的身份焦慮與存在虛無。

劇中大量運用冷暖色調對比以及第一人稱眩暈鏡頭，模拟意識流動的混沌感。這種風格讓人聯想到大衛·林奇《穆赫蘭道》的夢境邏輯，但《在人間》更注重通過“無限流”叙事映射現實議題，賦予心理實驗以社會批判性。

劇本以“我愛上了我”、“我殺了我”的核心沖突，探讨當代人的身份迷失：徐天的六重人格對應各等群體畫像，其相互厮殺實則隐喻現代性對人的異化，并将“多重人格”設定從犯罪懸疑拓展至情感救贖領域，部分心理學概念的戲劇化處理開創“心理奇幻”新賽道。崩塌的綠皮列車、深海沉沒的車廂等将抽象心理活動轉化為可感知的意象，都市之中的“鴕鳥”象征着一種對現實的逃避主義，為強化哲學表達犧牲情感共鳴，徐天與賈小朵的羁絆的情感亦可對比《憂郁症》中克萊爾與賈斯汀的共生關系。

角色越是掙紮于人格的整合，就越陷入存在主義意義上的“自我消解”。

《在人間》如同一面棱鏡，折射出Z世代在虛拟與現實夾縫中的身份焦灼，這部劇集既像卡夫卡筆下的荒誕寓言，又似阿彼察邦電影中的記憶幽靈，在虛拟與現實的夾層中，完成了對Z世代精神困境的殘酷賦形。它或許不夠完美，但其以影像潛入意識深淵的嘗試，已為國産劇撕開一道通向未來的裂隙。當賈小朵在預告片中說出“現在的人都有病”，我們看到的不僅是角色的困境，更是對當代社會的黑色診斷——而這，正是藝術最珍貴的刺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