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原标題：
バンドマンのフリーター選択・維持プロセスにおける積極性と合理性
——若者文化の内部構造に着目して——
The Activeness and Rationality in the Process of “Freeter” Selection and Continuation by
the Rock-musicians Chasing Dreams: Focusing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Youth Culture
樂隊成員選擇和維持自由職業的積極性和合理性——着眼于年輕文化的内部結構
作者：野村 駿（名古屋大學大學院）
原文鍊接：バンドマンのフリーター選択・維持プロセスにおける積極性と合理性 : 若者文化の内部構造に着目して | NDLサーチ | 國立國會図書館
來源：本文是發表于《東海社會學會年報》（ = The annual review of the Tokai Sociological Society）2018年7月10号卷的自由投稿的摘譯，題目為譯者戲拟。
國标引用格式：野村 駿. バンドマンのフリーター選択・維持プロセスにおける積極性と合理性 : 若者文化の内部構造に着目して. 東海社會學會年報 = The annual review of the Tokai Sociological Society / 東海社會學會年報編集委員會 編. (10):2018.7,p.122-132. https://ndlsearch.ndl.go.jp/books/R000000004-I02919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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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概要
在本論文中，筆者利用了自2016年4月起對樂隊成員進行的持續訪談調查所獲得的數據。在調查過程中，筆者遇到了樂隊A的成員，并開始頻繁觀看他們的現場演出。通常，每場演出會有4至6支樂隊參與，筆者通過樂隊官網等渠道了解了參演樂隊的背景、成員構成和年齡等信息，并根據樂隊成員的特點，邀請他們參與調查。研究參與者雖然在調查時點可能已不再以樂隊身份活動，但他們都有志于成為職業樂隊成員，并且在一段時間内有過活動經曆，這是他們的共同點。本論文選取了7名能夠提供關于選擇自由職業者經曆詳細叙述的對象進行研究。
筆者希望對所使用數據的特性進行說明。本論文主要以樂隊A的4名成員的叙述為分析中心，而其他3名成員的叙述則用于支持基于樂隊A成員叙述的分析。這是因為，如後文分析所示，在樂隊成員選擇成為自由職業者的過程中，所屬樂隊其他成員的存在起到了重要作用。為了準确理解這種影響關系，有必要專注于某一支樂隊。
樂隊A是以東海地區的X縣為活動基地的樂隊，其現有成員體制已有約3年的活動曆史。樂隊成員各自從事樂隊活動近10年，在X縣被認為是中堅力量的樂隊。關于樂隊A的成員，レン和カズマ是通過“地方關聯”相識的，但樂隊A本身是通過樂隊活動過程中的聯系形成的。此外，除樂隊A之外的3名成員，也是通過現場演出與樂隊A建立了聯系。他們在調查時已經離開學校1至3年，年齡在23至25歲之間。
...關于研究參與者的特點，第一點是，他們全員都作為自由職業者從事（或曾從事）樂隊活動；第二點是，他們全員都以成為職業樂隊人為目标；第三點是，他們的學曆和出身階層相對較高。第一點說明，他們是符合本稿目的的研究參與者。将從自由職業者轉為正式職員的ダイキ的叙述特意納入數據中，是為了在分析中加入他作為現役正式職員視角下對過去自由職業者經曆的反思。關于第二點，如前所述，通過将以成為職業為目标的年輕人作為研究對象，可以更詳細地考察年輕人文化的内部結構。關于第三點，考慮到已有研究指出追夢的年輕人通常出身階層較高，本稿的研究參與者與這一傾向并無顯著不同。再重複一遍，本稿的目的并非在于考察影響樂隊成員選擇自由職業的社會結構性因素。因此，隻是在表格中概略性地呈現，但今後需要結合“他們為什麼選擇自由職業者”這一問題，同時探讨“他們為什麼能夠選擇自由職業者”的問題。對此問題将在本稿最後再次提及。在這裡，想預先說明一下關于樂隊成員選擇自由職業者的叙述特點。他們的叙述中有一個顯著特征：他們關于自由職業者的叙述是連貫一緻的，并且叙述與實際行動之間的偏差很小。新谷（2002）指出了年輕人變為自由職業者的志向傾向容易變化，以及他們的言談内容與實際行為之間缺乏一緻性。另外，“追夢型自由職業者”曾受到批判，正是因為他們雖然口頭追夢，卻并未将其付諸實踐。然而，從樂隊成員選擇自由職業者的叙述中看不出這種傾向。他們用連貫的邏輯談論自己為何是自由職業者，并且以成為自由職業者為前提來制定樂隊活動的日程安排。正如後文分析所示，這種以自由職業者身份為前提的狀态，正是他們得以穩定追夢的前提條件。本稿将在留意這種叙述特征的基礎上推進分析。下節将首先确認，樂隊成員是通過怎樣的過程最終選擇成為自由職業者的。引用數據時，筆者的發言以＊标示，對分析中重要的叙述則會加下劃線處理。
為何選擇自由職業？
樂隊成員選擇自由職業的最常見理由是——他們将樂隊活動視為“想做的事”。以下引用的是カズマ的叙述，他在求職過程中的自我分析後意識到樂隊活動才是“真正想做的事”，因而選擇了自由職業：
＊：話說，你當時明明在求職，怎麼就放棄了呢？ カズマ：找工作的時候啊，不是會思考自己想活成什麼樣的人生嘛。那時候我寫滿了筆記本——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喜歡什麼之類的。 ＊：像是自我分析那種？ カズマ：對對對！當時就覺得，不好好搞一次樂隊不行啊。 （2016/04/09）＊：是單純不想正常就業嗎？ カズマ：那倒不是。如果心裡沒有"想玩樂隊"的念頭，我大概會普通地找工作吧。 ＊：比起正經工作更想玩樂隊的感覺？ カズマ：啊...算是吧。為什麼呢？大概因為對樂隊的向往更強烈吧。 （2016/04/09）
從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カズマ并不是因為回避就職這一選擇，而是因為找到了比就業“更想做”的事，才選擇了自由職業。“大概因為對樂隊的向往更強烈吧”這句話明确地表明了這一點。
将樂隊活動看作是“想做的事情”的觀點與現有的自由職業者研究的發現是一緻的。但是，除了“想做的事情”這種個人層面的理由之外,還存在着樂隊成員特有的理由：這是關系論的理由,即樂隊這種活動形式的集體性會影響其他樂隊成員對自由職業者的選擇。
カズマ通過就職活動獲得的“必須好好地做⼀次樂隊”的認識，對當時⼀起活動的其他樂隊成員的職業道路也産生了很大的影響。與カズマ長年共同進行樂隊活動的レン，在說明自己大學中途退學的理由時，談到了カズマ的影響。以下的叙述，展現了レン與カズマ在大學時期就今後的樂隊活動方針進行讨論時的對話過程。對他們而言，這場讨論是之後人生方向的重要轉折點。在讨論解散樂隊還是放慢樂隊的節奏以适應就業時，カズマ和レン選擇了作為自由職業者追逐夢想的道路，而其他成員則退出了樂隊。
レン：我也正好到了該找工作的節點，面臨要麼解散樂隊，要麼就算找到工作也把活動頻率降到最低的抉擇。當時先傾向于降低活動強度，自己也迷迷糊糊覺得該去就業了。這時候カズマ突然說"我受不了這樣"，（中略）嚷嚷着"要麼徹底收手，要麼全身心投入"，被他這麼一激我就上頭了，幹脆退學算了（笑）。算是一種表态吧。 ＊：是為了證明自己認真的态度？ レン：當時知道其他成員會退出，但既然カズマ都那麼說了，就想着認真拼一把。要是他當時沒說出那些話，我說不定真就去找工作了。 （2016/04/12）
樂隊人選擇自由職業，一方面是由于個人偏好将樂隊活動視為“想做的事”，另一方面也是樂隊這種活動形式的集體性以及成員之間的互動所導緻的。從接下來引用的ユウキ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以“想做的事”為由選擇自由職業的行為，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樂隊集體性的制約。
＊：大學時期本來是打算正常就業的嗎？ ユウキ：這個嘛，對我來說挺糾結的。其實本來沒什麼特别想做的事——或者說，真正想做的隻有樂隊。但那時候根本找不到成員，就一直處在尋覓狀态。我當時想着，要是始終組不成團就幹脆去工作算了。不過第一次遇見（カズマ和レン）時，カズマ直接說"我們準備以自由職業者的身份搞樂隊"。我當時還是大三，他們就勸我"可以先一起組隊再慢慢決定"。雖然嘴上說着"先活動起來看看情況"，但中途意識到：如果要就業的話，就得趁早退出，否則還得重新找替補成員。拖拖拉拉隻會礙事啊。所以其實加入樂隊幾個月後，就決定全身心投入了。 （2016/04/21）
ユウキ在加入樂隊A之前，一直沒能找到可以活動的樂隊。在這期間終于加入的樂隊A的成員們，從那時起就以自由職業者的身份活動，并且明确表示今後也将繼續作為自由職業者活動。因此，他為了配合其他成員，将自己的出路指向了自由職業者。
就這樣，樂隊成員們在選擇職業道路的重要節點上，将樂隊活動視為“想做的事”，并主動選擇了自由職業者。但尤其重要的是，這種選擇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樂隊成員存在的影響。樂隊這種活動形式的集體性，通過其獨特的影響，促使每個成員選擇自由職業者。
那麼，為什麼他們必須成為自由職業者呢？即使不做自由職業者，追求夢想的方法應該也有很多種。然而，考慮到許多樂隊成員主動選擇并維持自由職業者的身份，其背後必然存在不得不成為自由職業者的理由。下一節将從“場所、時間、金錢的共享”這一視角探讨這一點。
為什麼必須選擇自由職業？讓追逐夢想成為可能的自由職業選擇——場所與時間的共享
樂隊成員必須成為自由職業者的背景，與他們作為追求夢想實現的年輕人這一身份密切相關。也就是說，為了實現夢想，他們需要參加大量演出，積累人氣。在這一過程中，才有可能被音樂行業相關人士發掘，并與音樂事務所等機構簽約。而為了開展全力以赴的樂隊活動以實現夢想，成員之間必須協調彼此的時間安排。關于從事正式工作的樂隊成員，カズマ曾就"演出日期"的問題這樣說道。
＊：也有人邊當正式員工邊玩樂隊啊，你怎麼看他們？ カズマ：要是那樣能兼顧當然挺好。 ＊：那你選擇自由職業有什麼特别原因嗎？ カズマ：因為覺得當了正式員工肯定會兩頭顧不上啊。 ＊：兩頭顧不上是指某些事做不了？ カズマ：演出日期絕對會被限制吧，大家的時間也很難協調。總之樂隊活動會有很多束縛。 （2016/04/09）
這一說法的合理性，從"當成員時間無法協調時不得不拒絕演出邀約"的ダイキ的叙述中也能得到印證。ダイキ大學畢業後曾作為自由職業者追逐夢想。但在經曆與家人的沖突、成員結婚等事件後，目前他一邊作為正式員工工作，一邊以支援成員身份參與其他樂隊繼續音樂活動。其主要所屬樂隊的活動已不再活躍。接下來的叙述表明，當主要活動的樂隊接到演出邀約時，常因為成員個人情況導緻時間無法協調，難以爽快接受邀約。樂隊成員正是通過共享演出日程（即時間協調），才使得高強度活動成為可能。
＊：是會聯系ダイキ先生，邀請ダイキ先生的樂隊來演出嗎？ ダイキ：是啊。比如說如果沒法接的話，就會說"抱歉，我在其他樂隊有活動，那邊可以嗎？"之類的。（中略）"不好意思，我們是個活動受限的樂隊。雖然很感謝邀請，但成員實在湊不齊，那天我一定會去看演出"——這種情況我們都會這樣處理。 （2016/09/29）
此外，Live時間的共享也意味着Live House場所的共享。對樂隊成員而言，與同伴在同一時間、同一場地進行演出，本身就是樂隊活動的核心内容，是實現夢想不可或缺的活動。換言之，對于集體追夢的樂隊人來說，成員間共享場所與時間是開展高強度活動的重要前提。正是為了滿足這一條件，他們才主動選擇并維持着看似不穩定的自由職業者身份。相比之下，正式員工的就業方式直接限制了樂隊活動。他們不僅因樂隊成員的影響而選擇自由職業，更是因為參與了樂隊這種集體活動形式，不得不主動選擇并持續維持自由職業者身份。
然而，這裡仍存在一個疑問。新谷發現的"地方關聯文化"中，金錢共享是年輕人維持自由職業身份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年輕群體内部的金錢借貸行為，能夠應對因自由職業狀态産生的經濟困難，從而使得持續從事自由職業成為可能。那麼樂隊成員們又是如何應對這種經濟困境的呢？下文讨論自由職業者經濟困難的實際情況及其應對方法，并闡明他們即使背負經濟壓力仍能維持自由職業狀态的背景。
自由職業的選擇-維持所伴随的經濟困難及其應對方法
首先，我們需要明确樂隊成員面臨着怎樣的經濟困境。從音樂專科學校畢業後，一邊在自由職業者和無業狀态之間徘徊一邊繼續樂隊活動的リョウ，對樂隊成員的經濟困難做出了如下描述：
リョウ：我超想吐槽啊——收錢的話找那些大紅大紫的樂隊不就好了嗎？别從我們這種糊團身上薅羊毛啊（笑）。金錢問題大概是所有樂隊都逃不開的坎吧。 （2016/09/12）
此外，從自由職業者轉為正式員工的ダイキ也首先将經濟困難列為自由職業時期面臨的主要問題。從他們的叙述中可以明确看出，經濟困難對樂隊成員而言是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
＊：做自由職業者那會兒有什麼糟心事嗎？ ダイキ：收入不穩定，總得為錢提心吊膽地搞活動。（中略）自由職業的日子真是苦透了啊。 （2016/09/29）
那麼，面對上述經濟困難，樂隊成員們是如何應對的呢？在此讓我們重新審視前文引用的リョウ的發言。リョウ在談話開頭就提到："收錢的話找那些大紅大紫的樂隊不就好了嗎"，這段話說的是通過"最低售票指标"（ノルマ）制度要求付費的Live House。所謂"最低售票指标"，是由Live House強制規定的售票數量，每個樂隊通常需要承擔10至20張門票的銷售義務。若無法完成指定數量的售票，差額部分需由樂隊成員自行承擔。這套制度構成了樂隊活動的經濟負擔。從專科學校辍學後、一直以自由職業者身份開展樂隊活動的ジュン ，就其所屬樂隊的經濟負擔作了如下陳述：
＊：現在樂隊A是盈利還是虧損？ ジュン ：應該是虧（損）吧。 ＊：大概虧多少？ ジュン ：每演出一場，樂隊大概要貼1萬日元左右。 ＊：4個人的話每人負擔2500日元左右？ ジュン ：還有慶功宴開銷，所以每人大概要5000日元吧。 （2016/04/16）
這段對話中提到的"1萬日元"就是樂隊因最低售票指标必須支付的金額。值得注意的是，面對筆者"4個人的話每人負擔2500日元左右？"的詢問，受訪者并未否定，而是直接給出了每人具體負擔金額。這說明由樂隊整體承擔的最低售票指标所産生的經濟壓力，實際上是在樂隊成員内部分攤的。(7) 與Live House的最低售票指标同理，作為樂隊練習場所的錄音室租金同樣由成員均攤。
＊：錄音室大概要花多少錢？ カズマ：每小時房間費用2000日元左右。所以租3小時大約6000日元，4人平攤的話每人1500日元左右。 （2016/04/09）
在考量樂隊成員的經濟困境時，最低售票指标和錄音室使用費以樂隊為單位征收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這直接降低了每位樂隊成員的經濟負擔。對于唱作人等單獨或小規模活動的音樂人而言，這些費用必須獨自承擔。從三人樂隊成員ミズキ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成員數量越少，人均經濟負擔越重。
＊：錄音室費用是按樂隊整體定價的嗎？ ミズキ：嗯，因為是按房間收費的，所以大家平攤。人數越多的話（人均費用）就越少。最低售票指标也是這樣的。整個樂隊固定金額，平攤到每人頭上就少了。不過我們是三人樂隊，所以人均負擔就比較重。 （2016/12/20）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為自由職業者所産生的經濟困難，通過樂隊這種集體活動形式以及與樂隊活動相關的Live House、錄音室的收費制度得到了緩解。由于以樂隊作為一個團體活動，以及以樂隊為單位的收費制度-行業結構，每位樂隊成員的經濟負擔相對減輕了。當然，正如リョウ的發言所示，雖說負擔減輕了，但其總量仍不可忽視。不過與以較少人數活動的其他音樂人相比，以相對較多人數開展活動的樂隊成員，能夠減輕一部分自由職業的經濟困難。因此，他們在背負經濟壓力的同時，仍能持續維持自由職業者身份(8)。
在本節中，我們探讨了樂隊成員不得不選擇并維持自由職業者身份的背景。結果表明，追逐夢想與成為自由職業者存在着密切關聯。具體而言，為實現夢想而全力開展樂隊活動，必須實現成員間場所與時間的共享，而要滿足這一條件就必須選擇并維持自由職業者身份。此外，自由職業者身份伴随的經濟困難（僅限與樂隊活動相關的部分），又通過集體活動形态與音樂行業的收費制度得到緩解。正是由于"必須成為自由職業者"的理由與"緩解自由職業者困境"的結構同時存在，他們才得以主動選擇并持續維持着自由職業者身份。
自由職業選擇-維持過程的内部機制及青年文化的内部結構——積極性與合理性的背景
前節的探讨揭示了，樂隊這一活動形态的集體性以及音樂行業的收費體系，對樂隊成員積極選擇與維持自由職業者道路産生了重要影響。這兩者都與Live House中的樂隊文化密切相關，構成了樂隊這一青年文化的内部結構要素。本節将在前節所得出的認識基礎上，從青年文化内部結構的角度進行考察，進一步深化關于自由職業者選擇與維持過程的讨論。
首先，關于活動形态的集體性——這是樂隊青年文化内部結構中最基本的前提。由吉他手、貝斯手、鼓手、鍵盤手等各司其職組成的樂隊，通過樂隊這一集體組織來完成日常活動（從"創作型歌手""彈唱藝人"等單人活動形式的命名差異即可看出，集體性是樂隊特有的核心特征）。而這一特征要求樂隊成員為了實現夢想，必須共享場地與時間。正因為以集體形式進行活動，他們必須共享場地與時間，為了滿足這一條件，他們選擇并維持了自由職業者這一路徑。
這種集體性還與音樂行業的收費制度（包括宮入[2008]指出的Live House文化特征——最低售票指标制度）有關。行業結構以樂隊單位設置費用，依靠樂隊的集體性，從而減輕了每位樂隊成員所需承擔的金錢負擔。也就是說，樂隊的集體性與行業結構相互聯動，有助于緩解作為自由職業者所帶來的經濟困境。因此，樂隊成員即便背負着金錢上的困境，也能持續從事自由職業者的生活。
樂隊的集體性通過強制樂隊成員共享場地與時間，促使他們選擇自由職業者的道路。因此，他們不得不面臨作為自由職業者所帶來的經濟困難。然而，樂隊的集體性與以此為前提設立的音樂業界收費體系結合，又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因樂隊活動而産生的金錢困難。換言之，由于活動形态的集體性以及基于此的收費體系被内含在樂隊這一青年文化的内部結構之中，即使背負着經濟上的困境，依然能夠實現場地與時間的共享，因此，看似不穩定的自由職業者道路才被廣泛地選擇并得以維持。而對于以成為職業樂隊成員為目标的人來說，适應這些結構是無法回避的。也就是說，自由職業者這條道路實際上是在幾乎沒有選擇餘地的情況下被選擇的。正是因為存在着能夠實現樂隊活動中場地與時間共享性高、經濟負擔低（若是像創作型歌手那樣單獨活動則相反）的結構，才促成了自由職業者道路的積極選擇與維持過程的出現。
［注］
1) 夢を動機の語彙として解釈する研究には，例えば，「『夢』に向かう具體的な活動や努力が欠け，『夢を持つ』という生き方が好ましいから『夢』を語っているにすぎない，ファッションとしての『夢追い』である者も見られる」と指摘する小杉（2003: 100）が代表的である．
2) この點，本田（2004: 98）の「特殊労働市場」に関する議論は參考になる．本田は，音楽関係や演劇関係といった「夢追求型フリーター」が目指す職業の中に，フリーターという就業形態でしか參入できないものが存在することを指摘し，そうした特別な労働市場の影響を「特殊労働市場要因」と呼んでいる．しかし，そうした特別な労働市場がなぜフリーターであることを要求するのかという労働市場の具體的な内実については検討されていない．本稿では，この點を若者文化の内部構造という観點から迫り，なぜ夢を追うためにフリーター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かを明らかにする．
3) 本稿でいう「若者文化の内部構造」は，當該の若者文化に係る活動を成り立たせ，かつそれに影響を與える社會経済・文化的要素から構成される．具體的には，當該文化の生産・流通を擔う業界システムや活動形態を特徴づける文化的側面などである．本稿では，バンドを事例に音楽業界の料金システムと活動形態の特殊性に焦點を當ててフリーター選択・維持プロセスを検討するが，言うまでもなく若者文化の内部構造を構成する要素には，これ以外の要素も考えられる（例えば，フリーターであることを當然視する規範意識など）．またそれは，対象となる若者文化によっても大きく異なっている．そのため，フリーター選択・維持プロセスと若者文化の内部構造との関連の仕方は，どの若者文化を象とするかによって様相を異にするだろう．事例を変えた研究の蓄積と知見の比較検討が今後求められる．
4) バンドマンという事例は，その多くが自らの夢を追求するためにフリーター等の不安定な移行を選択している點で本稿の目的に合緻しており，また，先行研究において，若者が掲げる夢の1 つとして繰り返し指摘されてきたことからも（日本労働研究機構 2000; 荒川 2009 など），夢を追う若者の事例として妥當である．
5) バンド間の序列を推し量る基準に関しては，本稿の目的を大きく超えるため詳述しないが，バンドA の出演するライブイベントにおいて，年齢・経験年數ともに彼らより下のバンドが多く存在すること，レンに至っては，そうした後輩131バンドから助言を求められる立場にあること，その一方で，彼らよりも年上かつ経験年數も多いバンドが少なからず存在し，そうした先輩バンドには積極的に助言を求めていることなどから，中堅であると判斷した．
6) フリーター選択に関する語りが一定である一方で，夢の追求に関わる語り（例えば，今後のバンド活動の方針や夢の実現に関する見通しなど）には揺れが見られた．これは，彼らがフリーターであることを前提にして，夢追いに関する語りを狀況に応じて変化させながら紡ぎだしているためだと考えられる．この2 種類の語りの関係性については本稿の目的とは異なるため，別稿で検討したい．
7) ジュンの所屬するバンド A は，月に平均して 3～4 回のライブを行っているため，1 人當たり 1 回のライブで 2500円の赤字だとすると，ライブ出演にかかる出費は単純計算で月に 10000 円程度となる．もちろん，これ以外に楽器のメンテナンス費や移動費などが加わるため，それ以上の出費が見込まれるが，ライブ出演にかかる1人當たりの出費が抑えられていることに変わりはない．
8) 本稿では若者文化の側面に着目しているため，ここでの金銭的困難に関する議論は，バンド活動に付随するものに限定したが，彼らの生活全體における金銭狀況を捉える際には，家族からの支援狀況などを踏まえる必要がある．例えば，本稿の研究參加者がみな実家暮らしであることは，金銭的困難の総體を検討する際には重要な要素とな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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