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電影《契卡》後記

“上帝！耶稣·基督，上帝之子…兄弟及姐妹，芸芸衆生，向上帝祈禱平安，再祈禱死去的上帝的奴仆靈魂安甯…”神父身處地下黑暗的牢獄之中，看慣生死，鎮靜依然。

在觀看電影《契卡》之前曾特意在網上查過有關于“契卡”這個名詞的解釋，電影Chekist，漢語音譯為契卡，而契卡的全稱則是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簡稱全俄肅反委員會。

契卡是前蘇聯的一個情報組織，于1917年12月20日由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捷爾任斯基創立。該組織是因為列甯在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要求捷爾任斯基創辦一個可以“以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作鬥争的機構”而創立的。捷爾任斯基将契卡的任務概括為：“在全國範圍内消滅和制止反革命和怠工行為，将其積極分子交由法庭處理，同時還進行前期偵查和預審。”實際上，契卡的主要職能還包括逮捕蘇聯國内的反革命分子，并負責管理監獄、搜查、拘禁。

電影Chekist以前蘇聯地下牢獄中的情形開始，神父的冷靜自持令人敬佩，而鏡頭拉回時卻能看到一個穿着軍靴的男子祈求别人勒死自己的全過程。整個監牢人數及其之多，因而這地洞一般的牢獄中人們都隻能選擇站立在那裡。神父在祈禱的時候，人們都靜立在那裡，而那個叫做圖卡列夫的男人已經在别人的幫助下在死亡線上掙紮着。生存是人的本能，就算他已經不想活了，可是本能還是讓他反抗。

整部影片都維持在一個讓人倍感壓抑的氛圍中，脫光衣服的人們，滿是彈孔的木門，黑暗而滿是污水的地洞，被水管沖掉的人血，這些東西都讓人不自覺感到恐懼。喊一聲“好啦”，他們将行刑後人的屍體從地洞中倒吊着拉出，他們身上帶着圍裙，将人光裸的屍體從井一般的地洞中拉出，倒吊着的屍體就像一隻隻剛剛燙過拔毛要挂爐的烤鴨。拉屍體的人已經習慣于接觸那些未涼已僵的屍體，他們隻是擔心“剩下的油不夠裝兩趟了”，而契卡的那位主任斯魯巴夫的回答更簡單“裝實點”。他們似乎已經不覺得那些屍體曾經是人，那些似乎是人的“東西”和一般的貨物并沒有區别。人在這裡是沒有所謂尊嚴的，生沒有，死亦沒有。活着的時候，人們像豬猡一樣被“圈養”在地洞裡，而死了，是像烤鴨一樣被“壓實”在貨車上。

畫押，脫衣，射擊，沖水，拖屍，這一系列的動作在電影中不斷重複，而每次都是有條不紊地，規範如生産流水線一樣的過程當真堪比屠宰場。有兩個人讓我印象深刻，一個行刑的士兵對另一個說，一會我們兩個換一下，我不能對神父開槍；那個美麗的姑娘向士兵祈求，她說，我不想死，我想活下來，當士兵們心軟時，契卡地方主任斯魯巴夫毫不猶豫地開了槍。這讓我覺得他真是無愧于那個女士的話——“斯魯巴夫，你是個畜生和殺人犯。”

街道上荒無人煙，地面和牆壁都是黑色的，小小的男孩髒髒的臉上帶着一種不谙世事的笑，穿着黑色長風衣的男人在走過之後被小孩子們丢着石頭。孩童的厭惡是不會隐藏的，他們對政府的威脅是最小的，他們的眼睛也是最純澈的。但這并不是說，沒有孩子被屠殺的。在這樣一個幾乎永遠被烏雲籠罩的世界，“親人的血也是不吝啬的”，正如這句話所說，在這個時代，血親是不值錢的，至少200盧布就可以出賣自己的妻弟。人性中的自私和殘忍在這一刻被放大無數倍。

地方女領導人說：“對于提交判決，社會地位，教育程度，所從事職業足夠看清楚了。”這些是确定被告與蘇維埃政權關系的根據，這些也是足以做出判決的根據。他們以各種理由被捕，被抄入名單之中。隻有簡單的審訊：“名字？父稱？姓？”契卡翻轉沙漏，反複問你同一個問題，無論你是否答對，你的罪名和命運都不會有所改變。契卡人員舒适地坐在辦公室裡，念着花名冊上的名單，逮捕的理由都很簡單，仇視蘇維埃，怠工，有的甚至隻是由于職業，或者隻是這些人員的妻兒。“意見？”“槍決。”這樣簡單的判決，是侮辱了法律，卻維護了他們的蘇維埃政權。而之後那次三個“審判者”對貝貝爾的玩笑更是讓人看出了他們對生命的漠視，他們隻是像複讀機一樣重複着那幾個字，他們并不關心前面的名字或是罪名是什麼。

“我是工人，您是知識分子。我有仇恨，您有哲學。”貝貝爾想要告訴斯魯巴夫什麼呢？他要說的是：“革命是沒有道理可講的。”正如1918年7月14日蘇聯領導人捷爾任斯基對記者的發言所說：“我們本身就代表有組織的恐怖。”他們在用雙手的鮮血說，對生命的漠視，人性的喪失都是在革命的名義下産生的。。“革命并不是子虛烏有,它是活生生的有機體。我們要讓革命風暴催生出新社會的秩序建設。”這是電影中的台詞，亦是當時蘇聯革命政權所堅守的信條。為了政權，必須革命，為了革命，必須鎮壓。而如契卡這樣的機構，隻是革命暴力的必然工具。在革命的名義之下，一切皆可實行。包括恐怖，也是革命的一部分。他們不在乎你是誰，不管你有沒有做過，隻要他們認為你背離革命，他們就會對你痛下殺手。

電影中，唯一一個讓我覺得還活着的就是地洞中向上面運送屍體的那個老人，他已經不年輕了，或許正是因為他已經不年輕了，他坐在推車上拿着沒有子彈的手槍向那幾位在死了無數人的地方沖水洗澡的契卡人員“開槍”的行為才那麼令人難忘，更是記得他開完槍後自己向後倒下的動作。這也讓我想到了後來結局中斯魯巴夫瘋了的場景，他終究還隻是個人，即使他作為政權的殺人機器活了那麼久，電影的作者應該還是希望人作為人活着的，而不是作為武器。

那個總是在擦地闆，擦牆壁的胖女人卻是我無法理解的，也是我想要提出疑問的。她似乎總是在偷聽斯魯巴夫說話，她又似乎是在嘲諷這群已經不再像人的人。她讓我覺得矛盾而費解。

電影的對話多是重複的，情景是重複但又不甚相同的。我總覺得它像是專門為了折磨人精神而不斷重複着喊聲和槍聲的。革命是嗜血的，他所要維護的，不是人，而是所謂的政權，因此，這個政權必須是殘酷而強大的。革命是嗜血的，它像一個怪獸，吞噬着周遭的一切，包括革命自身。一個崇尚着暴力與恐怖的社會，必然是一個暴虐的社會，必定會是一個蔑視生命的社會，也是一個會無視人類尊嚴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裡，不會有和平，也不會有愛，有的隻是仇恨，有的隻是暴力。它憑借暴力取得一切，必定也會讓自己死于暴力之中。

漂亮的鐘表放出國際歌優美而溫柔的曲調，音符在安靜明亮的餐廳中回響。黑暗的地洞中，破舊的留聲機不停地播放讓人煩躁的歌曲——“剽悍的商人去集市，剽悍的商人是個骁勇的小夥子”。斯魯巴夫不想聽那柔和的音樂，或許他是害怕那樣的柔和，代表光明和平的國際歌。

殘忍和暴力是永遠不敢在光明中展示自己的，就像暗殺隻能在地洞中進行一樣。但是，當政權用暴力毀了“我們”這個詞的時候，也就是毀了自己的時候。以革命為名義舉起的屠刀，最終也隻會在光明中發瘋甚至是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