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原以為文字一旦寫下，便成死物。但斯賓諾莎的神在費希特看來隻是客觀的主體，自我意識并沒有在實體中獲得現實性。自我意識和規範性實體的對立，讓自我意識想要吞并實體（筆下的人物反抗其創作者，反抗自己的既定“本質”）在這個意義上，初步的劇情走向是合适的。
結果空文發現“神”不過另一個自我意識，與自己别無二緻。這裡的處理也不錯，但後面就開始和稀泥：精神信念穿越平行宇宙，以庸俗辯證法去講作者和故事人物的絕對同一性，二人攜手殺死故事中邪惡的赤發鬼。
這一處理的問題在于，其一赤發鬼死後，作者所屬的作家群體的現實的創作困境本身并沒有得到解決（創作仍跟着資本邏輯走，欺詐仍存在）。應該進入矛盾的下一環節，去講對“神界”中資本邏輯的超越。其二，正如這句台詞所說，“你還想操縱我的命運，我英雄赤發，今日必誅邪魔！”赤發同樣是個需要自我肯定的自我意識，用故事裡的其他人物和作者一起殺死赤發，否定赤發的自私和貪欲，上升為為生靈戰鬥。這僅僅回到了用作者這一虛假的“實體”吞并了人物的自我意識，本應鮮活的矛盾體系陷入了保守僵死。私認為，結局換為你死我活的鬥争和奴役中主奴關系的颠倒會更合适。
因此，《刺殺小說家》是一次失敗的反本質主義嘗試，本可以更深入探讨作者與筆下人物的複雜張力，卻止步于“人性”“為蒼生”這樣抽象無内容的普遍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