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殺人狂，充滿着鮑德裡亞“命定策略”式的反抗——記者将米基和梅樂莉視作提高收視率的工具，無視當事人隐私及内心創傷，挖掘暴力因素并大肆炒作，于是兩人順水推舟接受采訪，引起監獄暴亂，在攝像機下完成了逃獄，并且殺死了記者。——“如果媒體需要殺人，那就給他們殺個夠”，這是米基和梅樂莉的反抗。影片剪輯天馬行空，充滿對電視行業的戲仿，用家庭喜劇的方式剪輯梅樂莉被家暴被性侵的經曆，用電視畫面來代替電影畫面，直接插入可樂廣告，記者、制片人的畫面，想看電影的人打開此片，絕對會失望——“如果觀衆愛看電視，那就讓他們看個夠”，這是電影從業人員的反抗。

米基和梅樂莉的粉絲在被記者提問時，回答到，“they are so cool”，酷，新世紀的時尚。時尚是一種氛圍，而不是一種精神。對現代人來說，精神太過玄妙以緻無法接近，而氛圍卻時刻氤氲漂浮在四周。時尚單品，就是符号，最字面意義上的符号。手提包是單品，朋克是單品，殺人犯也是單品，不然，為什麼市面上充斥着印着名人頭像的T恤。很多人不相信大屠殺，即使去過紀念館，也難以相信這樣的暴行曾經發生。并不是我們沒有良知，而是認識這樣的行為（大屠殺）超出了我們的良知。如果說卡夫卡的小說是對大屠殺的預言，那麼我們至今活在他所預言并在後來成為事實的那種恐怖的氛圍中。如果曆史超出認知範圍，我們就會失去曆史——大屠殺使全體人類患上了解離症。沒有曆史，沒有記憶，有的隻是氛圍。（一個遭受過痛打的人，傷痛使他關于拳頭的記憶變得模糊，但是他的心會緊繃。）大屠殺撕裂了人們的良知，從此之後一切的暴力都在延續那種氛圍，于是人們對它見怪不怪。這或許可以解釋粉絲對殺人犯的狂熱——暴力的氛圍變得時尚。暴力從恐怖變得時尚，從嚴肅變得滑稽，這絕非暴力被招安，而是它的又一次勝利。就像影片插曲中唱的那樣——“I've seen the future brother,/it is murder, /Things are going to slide in all directions, /Won't be nothing, /Nothing you can measure anymore”

如果精神分析是正确的，那麼世界隻有罪犯而沒有罪人，畢竟，誰沒有一點原生家庭的創傷可供分析呢？米基和梅樂莉的罪，印第安人試圖用驅魔儀式驅逐，觀衆用精神分析使其合理化，前者略顯無力，前現代的巫術不能解決後現代的問題，後者則顯得可笑，我們竟然接受了那套庸俗的理論，還奉為圭臬。在驅魔儀式拼接的背景曲中有一段中國的《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這也許不是巧合。索洛維約夫在《神人類講座》中認為，當今的歐洲，正在變得像中國一樣庸俗。看來，全世界都說中國話并不是沒有可能。歐洲人把自身的危機巧妙比喻成中國式的庸俗，難道兩者之間的共同點是沒有上帝的指引？中國人從來沒有上帝，可是中國人也沒有信仰危機。在那首黃河船夫的勞動号子中，我們究竟可以聽到什麼呢？中國沒有聖經，西方也沒有詩經。缺席了幾千年，又燒殺搶掠了幾百年，西方人才開始聆聽黃河的怒吼，船夫的吟唱，接受印第安人的驅魔，結局就是驅魔失敗，蛇毒發作，搶來的血清永遠也注射不進去。

米基和梅樂莉着迷于“命運”（fate）這一複古的概念，尤其是米基。當理性失去統治，當非理性顯得滑稽，我們轉身投向兩者的中間地帶，那含混不清的“命運”，命運的精準使他顯得理性，命運的殘暴使他得以保存非理性的迷狂之美。用命運來解釋愛情，我們不能相信他們的愛情，可是我們也無法否認他們的愛情；用命運來解釋暴力，相信暴力者無恥，不信暴力者無知。這是一個精心設置的陷阱。米基和梅樂莉，毫無疑問屬于“超人”式人物。在昆汀（本片編劇）的另一部電影中，殺手kiddo也是一個“超人”式人物，而她要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從一個超人變成凡人。為此，她不惜殺死昔日愛人、同僚。Bill在質問Kiddo是否完成複仇就可以過上她想要的平靜的生活時，kiddo痛哭流涕說不能，bill說因為你是一個natural born killer.超人必須努力地隐藏自己才可以和普通人一樣。而米基和梅樂莉則沒有這樣的困惑，他們一開始就是凡人，他們後來也隻是殺人犯，不是殺手，也不是超人，最後他們開着車流浪，生兒育女，比起natural born killers, 他們更像是一對natural born lovers. kiddo的成長路徑是殺手——超人——英雄。她原本是一個殺手，當她複仇，以意志力喚醒萎縮的軀體，苦練武士道，手刃仇人時，她成為了一個超人；當她與複仇對象bill心照不宣，假裝打死對方離開後，她成為了一個英雄。超人無情，英雄有義。對比之下，我們可以發現，米基和梅樂莉不屬于上述任何階段。他們殺人為了洩憤，為了取樂。米基和梅樂莉逃亡的結局，讓人想起加缪那句被傳爛了的名句，“荒謬當道，愛拯救之”，米基也多次對記者說到，他做這一切都是因為“愛”。對抗虛無的答案真的是愛嗎？直覺認識是最反虛無主義的。愛是選擇，而命運是無從選擇。所以無論是命運還是愛情，都不過是這兩個傀儡般的人物自我安慰的藥劑。在電影裡，他們的暴行頗具“逼上梁山”的悲壯色彩，在電影之外，他們隻是電影制作者的傀儡，而不是電影的靈魂。顯然，導演不在乎這兩個人的故事，他隻在乎這個故事如何被講述。（難道這就是昆汀本人對斯通修改劇本強烈不滿的原因？）對這部鬧劇般的影片，作任何嚴肅的分析，都會使分析者顯得可笑。一次失敗的驅魔，不僅體現在印第安人的儀式上，還體現在所有觀衆試圖為兩人辯護的分析上。